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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看:掌握歌行体不只靠技巧,还在于诗圣有颗深刻的心 阿来“杜甫 成都 诗”完成第八讲 2022-07-10 06:01:05  来源:封面新闻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作为一位卓越的现实主义诗人,诗圣杜甫用他高超的写作技艺,对生活过的地方,见到的人,经历过的事情,观察到的社会万象,给予精彩的描摹、呈现,留下不朽的诗篇。后世读者从中既能获得文学的审美感受,又能看到唐代社会风貌和当时世道人心的诸多细节。这也是杜诗被誉为“诗史”的重要缘故。

(阿来书房供图)


(资料图)

7月9日下午,由川观新闻、封面新闻、上行文化主办的阿来系列讲座——“杜甫 成都 诗”第八讲举行。阿来以“使人不疑见本根”这句诗为题眼,详细解读《出郭》《西郊》《归凤求凰》《琴台》《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丈人山》等诗,带领大家领略杜甫笔下的唐代成都历史人文、地理掌故。阿来讲古诗词,从来都不只是讲古诗词本身,而是纵横上下,从历史到当下,从文本到地理,进行全方位的诗与思的解读。

由于该讲座系列的主题设定是“杜甫 成都 诗”,所以阿来特别重点延伸到对成都这座城市的人文历史解读上。在本场讲座中,阿来引用《新唐书·食货志》《华阳国志》《益州记》《太平寰宇记》等典籍,对唐代成都进行历史还原。当然,伟大的文学作品肯定都不是单向度的,杜甫写诗,除了会叙事,善用典,在形式美上,也是有他的高妙之处。杜甫是善于创作多种诗歌体裁的文学多面手,不管是五言、七言还是排律,这些规矩严格的体裁,杜甫都能写出工整的佳作来。此外,在有着“古代自由诗”之佳称的“歌行体”上,杜甫也能屡有佳构。

(阿来书房供图)

以诗证史 从杜诗里寻找成都千年变迁

在草堂暂居的杜甫,有多次出游的经历。在《出郭》中记录的这次出游中,出现了“远烟盐井上,斜景雪峰西”的句子。这格外引起阿来的注意。他翻阅《新唐书·食货志》:“唐有盐池十八,井六百四十……邛、眉、嘉有井十三,剑南西川院领之。梓、遂、绵、合、昌、渝、泸、资、荣、陵、简有井四百六十,剑南东川院领之。皆随月督课。”又细看《华阳国志》:“李冰穿广都盐井诸陂池……广都县郡西三十里……有盐井渔田之饶。”以文证诗,唐代四川的矿物面貌,映入眼帘。阿来感慨,“很多人在提到古蜀能成为富饶的天府之国原因时,只提到都江堰的伟大作用。但其实大家不要忘了,蜀地产盐、铜、铁,这些战略物质的存在,对蜀地具有格外的重要性。”

读《西郊》,杜甫笔下出现“时出碧鸡坊,西郊向草堂”,阿来把“坊”这个字单挑出来,延伸出对唐代成都政治地理建制的分析。《益州记》中记录:“成都之坊百有二十,第四曰碧鸡坊。”陆游到成都,写诗也验证了杜甫这句诗描述景物的准确性。阿来感慨,“成都这个城市地理很多细节,历经千年都没有大的变动。”

在《石镜》“众妃无复叹,千骑亦虚还。独有伤心石,埋轮月宇间”这几句中,阿来结合关于《华阳国志》中记载的一个典故,对成都新华宾馆武担楼中“武担”一词的来源,进行了一番探究。

该典故中写道:“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山精也。蜀王纳为妃,不习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为东平之歌以乐之。无几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成都北角之武担是也。”

杜甫《石笋行》中有“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古来相传是海眼,苔藓蚀尽波涛痕”。蜀地曾被命名梁州,何时改称益州的?《水经注·地理风俗记》有记载:“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改梁州曰益州。”

提到“琴台”,很多成都人都耳熟能详。如今琴台路,依然是成都闹市一条广为人知的路。早在1000多年前,杜甫就曾到“琴台” 寻访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可惜,时间悠悠,昔人不可寻,杜甫只留下“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 归凤求凰意,寥寥不复闻”的感慨。

讲到此诗,阿来非常详细讲了司马相如这个历史人物。现在很多人提到司马相如,总是过多把目光放在他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上。在阿来看来,其实这是低估了司马相如,“他不只是会谈恋爱,还是一个在历史上为中华大地开疆拓土作出贡献的人。他曾拜中郎将,通西南夷,开灵关道,桥孙水,以通邛、笮。”

李白高适都写过

但杜甫的“歌行体”不只是形式自由奔放

青城天下幽。杜甫在成都的时候,曾去过青城山。青城山也叫丈人山,在《丈人山》中,杜甫写道:“自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为爱丈人山,丹梯近幽意。丈人祠西佳气浓,缘云拟住最高峰。扫除白发黄精在,君看他时冰雪融。”或许有人已经注意到,这首诗的形式非常不整齐,很像一首五绝、一首七绝结合在一起。

不过,传统诗词的形式,也并不总是规矩死板,也有自由奔放的时候。如起源于乐府诗的歌行体,形式就比较自由奔放。“歌”是一种能配乐的乐府诗,后来就渐渐与音乐脱离了。“行”,是说它的声调可以像奔马一样有一种张弛缓急的变化。

“三曹”乐府诗,很多都叫“行”,如曹操的《薤露行》《步出夏门行》,曹丕的《饮马长城窟行》,曹植的《对酒行》,或歌行合称如《燕歌行》。

这种诗歌体裁发展到唐代,题材更加多样,涉及的生活面更加广阔,艺术上也达到高峰。其特点是不拘束于行数、字数、声律和对仗,可以不断转韵,形式上更加自由。七言为主体,间以二、三、四、六、九等。所以,歌行体也被认为是那个时代的自由体诗歌。除杜甫外,高适、岑参、李白,都写过歌行体。

歌行体在唐代也有不以“歌”“行”两字见题者,如李白的《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

杜甫入川后,对这个收留他的地方,在诗里表达了感谢,表达了赞美。同时,也对他当时观察到的一些社会现象、世道风俗给予了深刻批评。

善于用典,诗中见史,各种诗体样样精通。这还不足以概括杜甫的所有优点。在《石笋行》《石犀行》两首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杜甫还是一个有独立思考、科学精神的人。这种对其所处时代的超越性,是他之所以被称为“诗圣”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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