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奉友湘

【资料图】

又是一年父亲节，但我想的不是父亲，却是我的哥哥。

上学时，学生登记表上都要填写家长。一般家庭的孩子都会恭敬地写上自己父亲或母亲的大名。而我从小学到初中，直到上大学，家长都是我的哥哥——奉友君。

听大姐生前说，母亲一共生了7个孩子，存活下来的只有4个。1951年大年初二，母亲生下了哥哥。两年后，有了二姐。后来又夭折了一个，最后才有了我这个“老幺”。

也许是众多孩子的生育和抚养耗尽了母亲的元气，就在我3岁那年的端午节前，母亲突发疾病，几天后便撒手而去，年仅43岁。而父亲也在第二年追随母亲走了。

那些年是我们兄弟姐妹的至暗时刻。初小毕业的大姐14岁便出去打工了。哥哥也只读了高小，13岁就去商店当了学徒。

我上小学时需要填写家长的名字。可父母都不在了，不可能填他们的名字。大姐出嫁了，也不便写她。于是，只大我6岁、刚当学徒的哥哥，就成了我的家长。

重若千钧的家长责任压在哥哥稚嫩的肩上。他每个月要从微薄的收入中抠出几元钱给我买供应粮，还要负责我每个学期的学费、书本费。不仅如此，他每年还要扯上几尺最便宜的白布，送到镇上的染坊染成毛蓝色，给我做一套中山服作为过年时的新衣。

哥哥掌握着我的命脉。如果他每个月不给我生活费，我就活不下去；如果他不给我交学费，我就只能成流浪儿。于是，我拼命刻苦地学习，每学期都争取考双百分。我在哥哥面前总是唯唯诺诺，低眉顺眼，乖巧听话。哥哥虽然在经济上压力山大，但每当他看到我的考试卷子时，总是流淌出满意而自豪的笑容。

但哥哥并不轻易表扬我，见到我也没有多少话，表情似乎一直很严肃。于是，我超乎寻常地敬畏他，就像老鼠见到猫一样。尽管他从来没打过我，甚至也没骂过我。

哥哥在商店当会计。他虽然学历不高，但账记得好，算得好。他写得一手好钢笔字，“会计体”阿拉伯数字更是飘逸得如行云流水。由于他年龄小，个子小，镇上的人都叫他“小会计”。哥哥古道热肠，极肯帮忙，差不多人人都觉得他和蔼可亲，便纳闷我为何惧他。

那时我不但畏惧哥哥，也不大了解他的工作，直到有一天才现场目睹，终生难忘。

有次家里无人做饭，又恰逢赶场天。哥哥让我放了学去饮食店吃饭。我充满期待，心想哥哥一定会好好招待我，至少一盘回锅肉或者青椒肉丝少不了。我中午放学后去到饮食店。那天他正好在煮面的大锅前掌灶。他一个人既要打碗底，又要煮面、挑面，忙得不亦乐乎。我进到厨房，站在离灶头不远的地方看他忙碌。

他知道我来了，但没有功夫招呼我。我以为他会在挑面后先顺手端一碗给我吃，可他却对我视若无睹，一心一意地照顾外面的食客。

他挑完一锅面，便在黄绿色的浓稠面汤里加上几瓢热水，又在炉灶里加上几铲煤炭。然后赶快打碗底：酱油、味精、辣椒油、葱花，再加半勺汤。这种8分钱一碗的素面，是当时的美食。赶场的乡亲们卖了蔬菜、水果或鸡蛋等等，在镇上的饮食店里吃上这样一碗新鲜水面，算是莫大的奢侈。因此，端面的案板前挤满了一颗颗脑袋，一双双馋兮兮的眼睛紧盯着面锅。

面水重新沸腾起来，哥哥把装着水面的方型大木盘端到锅边，双手抓起一把把面抖散了撒入锅中。待下够了30来碗，才用一双极长的粗筷子，把锅中的面挑散，免得成团起糊。

我在旁边看得入神，面锅的蒸汽飘来面香，碗底的作料香味儿也偷偷向我袭来。我不停地咽着口水，心想哥哥这回总要先端一碗给我吃了吧？

面煮了两三分钟，哥哥挑起来看了两次，在锅边加了两瓢凉水，便开始挑面。他双手上的笊篱和长筷像是对舞伴，欢快地在面锅里舞蹈：一捞，一抖，一倒，一气呵成。每挑五碗面，他便停下来，收5个面牌子。将牌子扔进旁边的一个木盒里，再把面一碗碗递到案板上。接着又继续周而复始地操作。

他并没有顺手端一碗面给我吃，而是都给了外面的顾客。我有些失望，但仍然盼望着第二个5碗，第三个5碗……然而，当这锅面全部挑完，哥哥甚至都没有时间回顾我一眼。我依旧吞着口水，在他身后不远处站着，期待下一锅，再下一锅。

哥哥煮了一锅又一锅面，卖出了不知多少个5碗。可他似乎忘记了我的存在。只是有时把长长的围裙撩起来，用一角擦擦额头上的汗水。我甚至怀疑是否记错了他让我来吃饭的时间。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已经差不多下午两点。我的胃像两片空石磨在残酷地砥砺，这种钝疼让人心头发慌，心里委屈得想流泪。站在端面案板前的人头终于稀少下来，面也卖得所剩无几。

当最后一位顾客端着面离开，我差不多在那里饿着肚子被罚站了两小时，双腿也有些麻木。我看到，哥哥浅灰色衬衣的后背已经湿透。面带倦容的他又用围裙擦了擦脸上的汗水，似乎有些歉疚地向我瞟了一眼。

最终哥哥掏钱去卖饭那边买了两碗米饭，炒了一盘炝莲白。热切期待的打牙祭彻底落了空。我们就站在和面的案板前默默地吃完了饭。

后来我才明白了这顿饭的意义。我了解了哥哥工作的艰辛，也理解了他先人后己的人生理念。

可我当时并不完全明白哥哥的心思，有时甚至对他还有埋怨。

1973年上学期，我以全优成绩初中毕业了。我们那一届上高中不再是推荐，而是考试。我常常后悔没有出生在科举时代，因为考试从来都是展示我好成绩的高光时刻。在初中升高中的考试中，我发挥出色，满心欢喜地以为分数可以决定一切。

一万个没想到，我竟然名落孙山！班上老抄我数学作业，平时成绩很差的一位女生都被录取了，我作为班上的全优生却榜上无名！我当时读的是白鹤小学办的“戴帽子”初中班。我毕业时的班主任杨伟民老师也深感震惊。他找到中学校长为我力争，说这样的娃娃不收太可惜了。可校长两手一摊，说他也做不了主。镇上干部的子女要照顾，还有一些乡干部、大队干部的子女也要照顾。考试成绩便等于一张白纸。

我满腔悲愤，急切地盼望哥哥能去找中学的校长或区上的领导理论。可是，我等啊等啊，没听到半点消息。我暗自猜度，是不是哥哥觉得我上了高中会负担更重，他也不想让我上呢？他当时已经22岁，还没有女朋友，是不是因为我的拖累呢？

一天午饭后，我百无聊赖地在镇上的小街上闲逛。突然一个小伙伴跑来对我说：“你哥喝醉了酒，在屋里大闹呢！你快去看看吧！”

我跟着小伙伴跑到哥哥的宿舍，门里围着好些看热闹的孩子。哥哥的两位哥们儿也在旁边劝慰他。我进到屋里，不敢靠近，也不敢去劝他，只在人堆里站着，紧张地看着他。哥哥满脸通红，嘴里喷着酒气，站在屋中间，正在破口大骂。我很诧异，他与人素来和善，从来不会骂人，今天怎么会撒起了酒疯呢？仔细一听，他骂的不是别人，而是区里管文教的副区长某某：“狗X的某某，有眼无珠，我兄弟成绩那么好，高中竟然不录取！他就只晓得走后门，照顾那些干部子女，欺负我们家里没人说得起话，他做这种亏心事不得好报！”

这时，我才明白，哥哥并不是不愿意我上高中，他并不是不关心我，并不是对我的事不闻不问。他只是不愿意摧眉折腰去求那些可以决定我命运的人，他心中的愤懑只能通过酒后来发泄。

我心中不由得升起无数感动。我觉得自己错怪了哥哥。我心里释然了，不再埋怨哥哥。

过了不久，哥哥决然地对我“断奶”。16岁的我茫然无措地开始自谋生路。打零工，推豆腐，饱一顿，饥一顿，艰辛备尝。

我想起了“中国的保尔”吴运铎写的《劳动的开端》，与他一样从少年时便体会到了生活的不易，生存的艰难。此时，我也理解了哥哥让我“断奶”的良苦用心。我在漫漫长夜里盼望天明，在艰难苦痛中坚韧自学。

六年后的1979年，哥哥结婚了。我给哥哥送上一份沉甸甸的礼物：我一举考上了四川大学！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闻。白鹤小学戴帽子初中班毕业的我，比白鹤中学的绝大多数应届高中毕业生还考得好，我自然在全区一举成名。镇上的街坊们对我刮目相看，镇上的姑娘们更是青眼相加。乡亲们一见到哥哥就会说你兄弟如何如何优秀。

但哥哥依然没有对我说多少表扬的话，他只是亲自下厨给我做拿手的菜，忙不迭地给我倒亲手泡的酒，买了平时舍不得抽的好烟。他脸上往昔的严肃一扫而空，他看着我连眼睛里都流溢着笑容，这笑容里全是他的自豪和骄傲。他不再对我直呼其名，而是亲切地叫我“弟娃儿”。我喜欢这个称呼，我感受到了长兄当父的深深爱意。

我意气风发地跨进了四川大学的大门，哥哥又一次当了家长。每学期学校都会把成绩单寄到他手里。某年暑假时我回到老家白鹤镇，住在哥哥家里。一天，他收到来自川大的成绩通知单，看后竟面色阴云密布，用狐疑的眼神看着我。我大惑不解，拿过来一看，原来有一门公共课考查成绩是合格。大学生都知道，考查成绩只有合格和不合格两个等级，即便考满分也是合格。哥哥大概误以为合格只是及格了。我跟他解释了一番，他脸上才云开日出，重露笑颜。

后来我工作了，成家了，他再也用不着为我操心。他只是时不时提醒我不要太累，要注意身体。不幸的是，他在儿孙满堂时自己却先倒下。抗癌三年后他终于撑不住了。那天，嫂子从老家内江打来电话，说医院病床上的哥哥要同我说话。我赶紧叫“哥哥你好！”哥哥的声音非常清亮，显得精神饱满：“弟娃儿，你吃饭没有？”他嘱咐我好好保重身体，不要只忙工作云云。

听到他明亮的声音，我深感欣慰，以为他还可以坚持些年头。哪里想到这是回光返照！第二天下午，哥哥便溘然长逝！享年仅64岁。我这才明白，他在临走前也放心不下我这个“弟娃儿”。他把这个家长，一直当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

（2023年6月15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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