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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上午10:00，“东坡大家讲”将在眉山三苏祠开启！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李贵教授，将作为首期重磅主讲嘉宾从沪上入川开讲。本次演讲中，他将以“跟着苏轼游宋朝”为题，分享自己多年来对宋代文学尤其是苏轼的深刻体悟。

23日下午，李贵教授的航班落地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封面新闻记者在第一时间做了专访。

李贵，1973年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大阪大学国家公派访问学者；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兼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理事、上海市古典文学学会理事。李贵1991年到1998年在四川大学读书，读本科、读硕士，度过了一段珍贵的人生时光。对于成都、四川，他充满感情，“这里有我太多美好的回忆。”

封面新闻：关于苏轼的研究特别多，角度也已经很多元。在这样的基础上，能找到新颖的角度，是很不容易的。我了解到您研究苏轼和宋代文学有一个很新颖的角度——用文学、历史和地理三结合的方法，以空间为重点因素，讲述作为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苏轼，是如何用自己伟大的作品塑造了宋朝多个地方。尤其是您特别提到一对概念“江山之助”和“文助江山”，以及伟大的文学作品对现实世界可以进行一番“文学制图”等等，让人耳目一新。您是怎么想到这个研究角度的？

李贵：我前几年主持做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宋代文学的文化地理学研究”。这个课题是从空间和地理的角度来研究宋代文学。苏轼是宋代文学的典型代表，所以这个课题肯定会重点研究他。在实际研究中，我发现从地理这个角度，去切入研究苏轼真的很有收获，也很有意思。

那么，我为什么要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宋代文学呢？这跟世界范围内出现一个大的人文学术——“空间转向”有关。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家研究文学、历史的角度，主要是从时间转向了空间、地理。当然，以前大家也会关注地理，但主要关注的是自然地理，比如地球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影响；比如一些大的学者提出“地理环境决定论”等。但是发生“空间转向”之后，文化地理学兴起，学术研究更多关注人类对于自然、地理的反向作用。人类对环境的反作用，除了看得见的对自然的改造之外，更值得关注的是，人类的文化因素对地理空间的影响和塑造。按照文化地理学的理论，如果一个地方还从来没有被书写或者记录，那这个地方最多只能叫space（空间）。只有被人书写或者记录过的空间，才能叫place（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提到一个地方，除了会想到一些物质上的景点地标，还会自动联想到关于此空间的文化书写。比如想到巴黎，除了想到埃菲尔铁塔，还会想到大作家雨果在《巴黎圣母院》里对巴黎的文学书写。从space（空间）到place（地方）的改变，来自在全世界都很有影响力的杰出华人学者段义孚，他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奠基性学者。

封面新闻：在以科学主义为主流的地理学界，段义孚认为不能只以客观数据理解地理环境，更需引入人类情感来探索空间的意义，并先后提出了“恋地情结”“空间与地方”等重要术语，影响了很多人。2022年8月他去世的时候，引发很多人缅怀。这种文化地理学的思想资源，是怎么被你引入苏轼乃至宋代文学研究的？

李贵：段义孚所进行的文化地理学研究，在欧美社会影响极大。而且，在他的研究当中，有很多用中国传统文化做材料的地方，比如中国的园林、题刻、碑刻。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播者。段义孚这种观点启发了我。在我研究宋代文学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关于“江山之助”已成为一个人文常识。从《史记》开始，就有这种观点了——你需要游历名山大川，来激发心智、扩展眼界、激发灵感，写出好的作品来。这就叫“江山之助”。用“江山之助”来研究苏轼，是非常常见、通行的做法。他生长的家乡、他在全国多个地方做官，山川地理对他的文学有巨大的滋养作用。但是，关于苏轼的文学书写对他所书写到的空间地理之影响和塑造的认识，却还被研究得不够，值得继续挖掘。对苏轼本人来说，他得到了“江山之助”；对于后世的读者来说，苏轼做到了“文助江山”。

封面新闻：在具体的研究当中，您有哪些比较生动的收获，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李贵：就我的体会，我们对古代中国的认知，很容易停留在纸上。比如说，宋代的四川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个时代并没有纪录片留下来。实际上，像苏轼这样的文学家，对苏轼的书写，也可以当成古代的纪录片。苏轼对家乡蜀地山水特别热爱，到别的地方看到别处的山水，都要跟自己家乡对比一番，并写进诗词文章里。他生动的文学描述极大地帮助了我们对宋朝四川尤其是眉山的认识。而且像苏轼这样的文学家，作品足够好，作家的影响力足够大，他对一些地方的书写是直接被引入地方志里的。这就相当于载入史册了，文学作品被作为一种信史的材料来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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