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史上，苏轼是一个明月般耀眼的存在。其非凡文艺成就、优秀人格魅力、复杂深厚的思想组成的人文世界浩瀚丰富，在学界有“苏海”之称。尤其是苏轼在面临人生逆境之时磨炼出来的文化性格，润泽了后世无数才俊。

(资料图片)

苏轼的文化人格结构是如何一步一步建立的？苏轼以及跟苏轼同时代的其他优秀士大夫比如欧阳修、王安石，是如何面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困境？他们具备了怎样敏锐的时代超越性？

莫林虎在三苏祠演讲中

6月21日上午，“东坡大家讲”名家讲座迎来第四讲，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莫林虎以“苏轼文化性格的形成及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为主题，在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现场讲述，特别分析上述相关问题。

苏轼身上体现“中国传统士大夫理想人格的最终完成”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多次被贬到多个地方。宋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年近六旬的苏轼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当时的岭南是荒僻之地，很多人被贬到这里后都因为不适应当地水土、心情抑郁而死去。如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被贬到柳州后四十七岁抑郁而终。苏门四学士之一秦观，被贬到岭南雷州（今广东雷州），五十二岁时死于藤州（今广西藤县）。

莫林虎在三苏祠演讲中

61岁的苏轼，又被贬到海南岛儋州。“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但是苏轼竟然还能活着从海南返回中原，“这不能不说是苏东坡的一种胜利，性格的一种胜利。”

由此莫林虎教授详细分析了苏轼的性格中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就是——“不沉溺于痛苦的遭遇，只要他有机会，就一定要发光发热，尽到他自己的责任。”苏轼在儋州时，将之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

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一百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

莫林虎在三苏祠演讲中

苏轼为何能做到如此？除了其天性乐观之外，莫林虎教授分析认为，这还跟苏轼的文化思想形成分不开。在概述苏轼人生履历中，莫林虎特别详细讲解了“乌台诗案”这一对苏轼人生有重大影响事件的来龙去脉和详情细节。

学者李泽厚曾在他的经典代表作《美的历程》中说：苏轼在乌台诗案后，思想感情由“具体的政治哀伤”，发展而为“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

莫林虎在三苏祠演讲中

莫林虎教授进而阐述说，从“乌台诗案”这个转折点开始一直到苏轼在常州去世，苏轼的思想由早年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意气风发状态，逐渐转变为儒释道融会贯通的圆融通脱境界。这种圆融通脱的境界，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士大夫应对文化困境的最佳心境，它意味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理想人格的最终完成。自此以后，士大夫就在这个基本结构上重复，要么以继承的方式，要么以反思和批评的方式。

从“王安石变法”看到宋朝社会经济文化的转折特性

在苏轼的政治生涯中，“王安石变法”是非常关键的事件。解读苏东坡一生，避免不了要讲到这场变法。身为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莫林虎教授特别从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深度分析了宋朝社会经济文化的转折特性。中国传统社会在唐代唐玄宗开元时期达到巅峰，以安史之乱为标志开始进入长达千余年的衰退、停滞时期。宋朝建立后，吸取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兴文教，抑武事”，采取崇文抑武的国策，在社会地位上、工资待遇上以及文化导向上，尊崇文官，抑制武将。同时，为了强化君权，扩大统治基础，宋朝在军队、政府中设立了大量相互牵制的机构和官员，导致了严重的冗官、冗费、冗兵，造成军队和行政效率低下、财政危机伴随整个两宋王朝。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北宋最强盛的仁宗、神宗、哲宗时期，宋朝实施了“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以解决迫在眉睫的军政效率低下和财政危机问题。

莫林虎在三苏祠演讲中

但“庆历新政”只延续了一年四个月就以失败告终。而宋神宗极力支持的王安石变法也以王安石两度罢相遭遇挫折，王安石退隐江宁后，宋神宗亲自上阵主导变法，但变法效果毁誉交加。

莫林虎教授提到，北宋时期，君臣的关系可以说是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上是最良好的关系。仁宗、神宗对士大夫都能充分尊重，充分信任，也勇于自我克制，关爱民生。个人品德修为很高。而他们所重用的范仲淹、包拯、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等都以拯救苍生为己任，同样在个人品德上都没有大的问题。

但就是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君臣相得的梦之队，居然在两次重大改革中接连失败，“这只能说明中华文化在盛唐达到鼎盛期后开始走下坡，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受到很大的抑制，如果不能在发展理路、方向、模式上改弦更张，任何在原有路径上的改革都无法彻底解决问题。”

他身上的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是宝贵文化资源

苏东坡是北宋星空上一颗璀璨的明星。但他不是孤星。与苏东坡同时代还有不少优秀的士大夫，他们跟苏东坡面临的是同样的时代文化困境。他们是如何应对的？莫林虎重点分析了欧阳修这个卓越的人物。欧阳修是当时文坛盟主，苏东坡的老师，宋仁宗时代的重臣。欧阳修早年参加“庆历新政”，接着长期在中央和地方工作，广泛接触了宋代现实。他后期思想的彷徨，实在是他对宋代社会文化矛盾了解的深刻所致。欧阳修思想性格以庆历五年（1045年）贬谪滁州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踔厉风发，一往无前；后期畏讥忧谗，瞻前顾后。作为宋代士大夫的一个代表，欧阳修的精神面貌的变化，有着典范的意义，后来王安石、苏轼都是欧阳修的翻版和深化。”

莫林虎教授还特别指出，欧阳修和苏轼的思想中都具备一种“时代的超前敏锐性”。比如欧阳修他在写于1059年的《秋声赋》中哀叹：“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此时的欧阳修是身处宋代鼎盛期的显达之人。一个身居高位的士大夫对时代困境的深沉复杂的体验表现得细腻真切，不啻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曲挽歌。

莫林虎在三苏祠演讲中

无独有偶。苏轼在《后赤壁赋》中也有类似的文学表达。“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云涌。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这一段及后面的内容，莫林虎认为“像一个心理实验报告，它把一个时代文化在衰落期的不可逆转的恐惧、凄凉、痛苦以一种类似于心灵感应的方式精微具体地表现出来。”

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苏轼的精神远远超拔于他的同时代人，从而成为与屈原、李白、杜甫等中国文化顶级人物同列的巨人。他的精神触角所探测到的时代文化困境，时人鲜有所及，他用以化解时代带来的精神剧痛的方法，也大大地超越了同时代人。

在本场演讲中，莫林虎教授还特别强调分析苏轼文化性格中体现出来的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当王安石变法时，苏轼看到民众受新法实施过程中诸多弊端困扰，因而作诗文予以批评。而在旧党当政尽废新法时，苏轼又看到了一些新法在实际工作中有其优点。无论是反对新法还是部分认可新法，苏轼的标准都是要看对于国家是否有利，对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是否有益。而且，苏轼之所以在仕途中屡遭贬谪，与他“守其初心 始终不变”（苏轼元祐六年（1091）五月《杭州召还乞郡状》）的政治理想密切相关。

在苏轼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文化自信和家国情怀，“是我们当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宝贵文化资源。今天，我们要以守正创新的精神，推动东坡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其生命力和影响力。”莫林虎教授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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