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勉，从事文物修复47年，曾为南京博物院、首都博物馆、圆明园等单位修复古瓷器，其中不乏国宝级文物。凭借多年练就的一双慧眼，他能快速判断碎瓷片原来的器形，通过多种手段让它们获得新生。

一如往常，王勉换上白大褂，平心静气地坐在桌前，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左手小心地扶着一件清代青花缠枝莲纹瓷绣墩，右手拿着砂纸慢慢地打磨，时而停下手，凝神打量纹路的走向，手指轻轻地在瓷器表面摩挲。

“这是找平。一定要处理到手摸上去很平整，感觉不到粘接缝的存在。”王勉轻声说着，目光始终没离开绣墩。很难想象，眼前这件几近完整的瓷器，不久前还只是一堆碎瓷片。“一共有132块碎片，最小的比指甲盖还小，许多碎片互不相连。”

“当年英法联军将能带走的物品都带走了，瓷器不易运输，就被打碎了。因此圆明园出土的瓷器，无一是完整的。”王勉话语中透着惋惜。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不断推进，圆明园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仅瓷器碎片就多达10万片。

圆明园的瓷器都是官窑精品，对于修复技艺要求非常高。为了还原这些历经沧桑的瓷器，圆明园特意找来了业内颇有名气的王勉。

“修复瓷器要经过清洗、拼对、粘接、补配、找平、做色、仿釉、做旧等多道工序，每一步都马虎不得。”王勉告诉记者，一般需要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修复好一件瓷器。

要从一大堆碎瓷片中拼对出一件器物，非常考验修复者的眼力。“每种器物的形状和纹饰，包括各个部位的厚薄都不一样，靠近火口和背面的颜色也略有差异。只有熟悉了这些情况，才能正确拼对。”在长期的修复中，王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他曾应邀到香港博物馆修复瓷器，工作人员拿来一个筐，里面装有一个包裹着上百片碎瓷的土疙瘩。王勉仔细看了看，当即判断其中有3件陶瓷器，高度大约21厘米。工作人员将信将疑。修复完成后，果然是3件在岭南地区首次发现的“豆”，高21.5厘米。大家对王勉的眼力和修复技艺赞叹不已。

王勉修复古瓷属于“半路出家”。他曾是一名炮兵，1966年复员后进入南京博物院，几乎把博物馆的各种工作都干了一遍。1973年，他找到博物院领导，说对文物修复感兴趣，从此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瓷器修复生涯。

为了学好这门手艺，王勉曾去北京大学高级进修班学习，到上海博物馆拜师学艺。此外，更多的是在生活中观察，在工作中思考。王勉的工作桌上铺满了各式各样的工具，光自制的刻刀就有十多把。他告诉记者：“瓷器上的暗花有粗有细，宽窄不一，刻刀的样式得根据纹饰来定制，这样用起来才趁手。”

遇上残缺不全的瓷器，补配成了关键的一步。“这是绣墩现有的花纹，依照中国器物对称性的特点，我们先用胶和瓷粉的混合物去造形，然而再一一描出残缺的花纹，每一笔都不能出错。”王勉强调，修复文物不能主观臆想，要有根据。如果器物某个部分缺失了，可以参照其他类似的器物，也可以参考历史资料，适当地进行修复。凭借着高超的技艺，王勉曾将一件元代青白釉观音坐像缺失的9根手指成功复原，修复的部位与原物浑然一体。

做色、上釉、做旧等环节门道也很多。譬如龙泉窑的青色釉层很厚，青白釉釉层较薄，三彩器的色彩有流动的感觉，在做色时全靠经验去掌控。古瓷器年代久远，不可能像刚出窑时一样光亮，需要通过抛光等方式进行做旧处理，甚至原有器物上的斑点都要还原，以达到修旧如旧的目标。

“修复师是杂家，历史、美学、书法、绘画、物理、化学都要学。”王勉深有感触。为了便于学习新知识，他60多岁时学会用电脑。如今，王勉已经79岁，每接手一件工作，他都要先上网查阅大量资料，做足功课。“南京博物院老院长曾叮嘱我们要做知识型人才，不要满足于简单的修修补补。”

静心，是交谈中王勉常用的词，也是他工作时的状态。他常常在办公桌前一坐就是半天，满脑子都琢磨着如何把手头的活干好。“我几乎不接私人的活，博物馆的瓷器修复好后能让更多人欣赏，这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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