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家称赞小说《烟火》是一部平民的史诗，“天津需要这么一本书。就像上海需要王安忆、需要《繁花》，北京需要老舍、需要《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一样。”

疫情发生之时，正是作家王松创作《烟火》最为紧张和忙碌的时候，那时的他大部分时间人坐书房中，大脑却穿越回100年前的天津往事。

如今，《烟火》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而回忆起疫情生活与平常的不同，王松只记得出门需要戴口罩测体温：“如果说疫情对我有什么影响，也就是偶尔下楼，必须想着戴口罩。在我生活的小区门口出入时，要伸出手，让值守人员用那个白色的小东西在手腕上叮一下。除此之外，好像并没什么影响。写小说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是由写小说这项工作的性质决定的，一般情况下，不会因为外在的原因改变。所以，疫情这段时间，我每天在自己的书房里，仍然按着自己以往的生活节律起居。”

在王松看来，无论是哪儿的人，每一个人，不管他嘴上怎么说，其实都热爱生活。也正因此，即便是疫情之下，人们仍会热爱生活，会怀揣各自的梦想，充满向往地去拼命活着。

写作契机就像钥匙，但钥匙不是可以开所有的锁的

《烟火》从1840年的天津写起，到新中国成立，时间跨度100余年。故事是从天津老城的北门外一个叫“侯家后”的胡同开始的。陆续现身的人物大都是以手艺谋生的胡同百姓，做拔火罐儿的老瘪、刨鸡毛掸子的王麻秆儿、狗不理包子铺的高掌柜、绱鞋的老朱、打帘子的马六儿、拉胶皮的保三儿、玩石锁的刘大头……鸡毛掸子杆儿轻，毛儿长，看着密实，一抖搂又很蓬松，掸土不用掸，土似乎自己都能往掸子上跑;卖烧煤球炉子用的拔火罐儿，先把土和成泥，再踩着转滚子把泥拉成坯子，别看是用土烧制而成，却烧得比炮弹还结实，扔到地上能蹦起来;绱鞋的，不光针脚密，还该硬的地方硬，该软的地方软，踩在地上不光跟脚，也轻巧……这些如今已经消失的街边手艺，在小说中被描述得栩栩如生，是活生生的老天津练摊儿众生相。

有趣的是，王松作为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在其创作的多部作品中，津味小说并不多，而谈及此次《烟火》的创作契机，王松表示每个作家写一部小说，都是他的宿命，什么时候写什么题材，这也是宿命。“既然是宿命，也就很难说清楚，大概是冥冥之中，或潜意识中的事，觉得该为这个城市写点什么了。这和我当年突然写出一批知青题材的小说一样，当时我没意识到，很多人也觉得很突然，我怎么一下就转到这个题材上来?我的那批知青题材的小说，后来被评论家称是‘后知青文学’。所以，一个作家突然想起写什么作品，或写什么题材的作品，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往往很难说清楚。至于契机，当然有。但契机就像钥匙，钥匙不是可以开所有的锁的。用天津话说，得‘投了簧’。所以真正有决定意义的不是契机，而是这个‘锁’。”

回到了100多年前的天津

美国电影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在拍摄《战争启示录》时曾说，他拍这部电影，就是想带着观众去东南亚的热带丛林做一次探险旅行。王松说自己在写《烟火》时，不止一次地想起科波拉，想起科波拉说过的这番话。“我从一开始就想，写这小说，也权当是带着有兴趣的读者回到过去的100多年里，游历一下这座城市曾经的市井，在历史风云的笼罩下，也体验一下天津人曾经的生活。”

评论家王德领先生在评论《烟火》时说，王松在此之前，好像并没认真打量过这个城市。王松十分认可这句话，他说在创作《烟火》的过程中，随着“穿越”回过去的100多年，在北门外的侯家后一带穿大街钻胡同，和曾经的这些人一起生活，渐渐发现，他真的很喜欢这个城市，喜欢弥漫在这个城市街巷里那种特有的烟火气。“可以这样说，无论是哪儿的人，每一个人，不管他嘴上怎么说，其实都热爱生活。也正因为热爱生活，所以才会怀揣各自的梦想，充满向往地去拼命活着。但我要说，就热爱生活而言，天津人还要加一个更字。天津人的性格，也如同这座城市的文化，说起来可能有很多种说法，但这些说法放到一起就如同一个拼图，拼出来的，就是天津人这种热爱生活的习性。也正因为他们热爱生活，所以才具有了这样和那样的诸多方面的脾气秉性。”

为了创作《烟火》，王松跑遍了天津的大小博物馆和天津当年的老城北门外的地方。跑博物馆，是想看一看实物，比如天津当年的鞋帽店，门口挂的招幌儿是用一块木板做成皂靴的形状，非常形象，再比如当年柜台上用的算盘，足有两米多长，能几个人同时用。这些东西在资料上有记载，照片上也有，但王松想看看实物。因为看实物会发现，这些东西至今还带着当年的烟火气。

又比如天津当年的老城墙在八国联军攻入天津城之后，全被拆毁了。这墙砖到底什么样，有多大，王松说看文字资料和照片，和看实物的感觉总是不一样的。另一个问题，天津这座城市当年从开埠以后，就分成两部分了，一部分是外国人的租界，另一部分是自己原来的老城区，当然，这中间还有过渡的结合部地区。北门外离南运河很近，往东就是著名的“三岔河口”。《烟火》的故事也就发生在这一带，所以，王松想到实地再仔细看看：“其实这一带，我小的时候经常来玩。但这些年工作忙，这边也没事，已经很少再来了。而且天津这些年发展很快，变化也大，很多地方都不认识了。”

有一次，一个当年住在老城里的朋友，陪王松在“锅店街”一带转。“锅店街在我这部《烟火》中，不止一次提到过。当时路边有个摆小摊儿的老人，我跟他闲聊了一会儿。老人对当年这一带的每条胡同和各种事都如数家珍。当然，他说很多事也是听老辈人说的。但他用天津话讲出来，非常生动。老人的小摊儿当时就摆在锅店街老牌坊底下，这牌坊，他，连他的小摊儿，这三样儿看上去，都像文物。”

写作《烟火》让王松对天津这个城市有一种“重归”的感觉，而回到100年前，王松说读者是不是真能回去，他不知道，但自己是真回去了，“而且不是简单地去溜达一圈儿，而是真真切切地和这小说中的几代人一起栉风沐雨，似乎真的在一起共同生活了100多年。说到这里，也就有些感慨。看来一个真正的小说家寿命真是无限的，想要多长就有多长，只要他愿意，而且还活着，有思维能力，他的寿命就是发散的，借用几何的概念，不是射线，更不是线段，而是一条直线，两头儿都没有端点。”

天津不是一本书，更像地下岩层

准备好素材后，王松却并未着急动笔：“写小说跟炒菜不一样。炒菜把各样食材备好了，一样一样都摆在那儿，如果总不炒，时间一长，也许这些食材就变质了，至少不新鲜了。写小说不是。小说的素材准备好了，故事也有了，总不写，也许反倒不是坏事。这一点有点儿像酒，总搁着，它会变得更醇，它只会往好处变，让这个故事越变越饱满，也更充盈多汁。所以，我一直告诉自己，别急，先别急，再等等，总有张嘴的时候。”

写作小说以来，王松说自己第一次决定，不让这故事飞扬起来。“就像玩儿鸽子的，天津玩儿鸽子的把鸽子的翅膀不叫翅膀，叫‘膀儿’，‘膀儿’上的大翎子叫‘大条’，玩儿鸽子的如果不想让他的鸽子飞，就把‘膀儿’上的大翎子都拔掉，行话叫‘拔大条’。被拔了‘大条’的鸽子飞不高，不过有一样，等这些‘大条’再重新长出来，长全了，这鸽子的本事就大了，离地面几万米高的‘平流层’，如果有足够的氧气，它甚至也能飞到。”

在王松看来，写小说没有容易的，但这种不容易，又并不是艰难，应该说是乐在其中。如果说最难的，就是最初“无中生有”的阶段，这个从“无”中愣要生出“有”的过程，就如同女人从孕育到分娩的过程，有阵痛，甚至是剧痛，但也有欣喜，甚至是惊喜。

而具体到《烟火》中，王松表示怎么说明白天津文化并非易事：“天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城市，它的文化就摆在明面儿，你看得见，也摸得着，但就是无法用一两句话把它概括地说明白，就算本事再大的人，也很难一言以蔽之。我也听一些人说过，天津是码头文化，或殖民文化，或漕运文化，或商业文化乃至工业文化等等，这些似乎都有道理，而且每种说法也都能举出证据。比如，我曾有一个中学同学，他从小说话就有个习惯，烙饼时翻过来，不说翻过来，说划过来;两人互相找，走岔了也不说走岔了，而是说走向了。他这样的说话习惯，显然是受家里影响，他家是地道的天津人。后来我才明白，他说的这些话，其实都与船家的禁忌有关。在河上行船，当然最怕翻，而水路上河汊如网，行船自然也最担心走岔了，所以才会躲着这些字眼儿。当然，如果说天津是别的什么文化，在方言中也同样能找出很多确凿的证据。可见，关于天津的这些说法儿似乎都对。可再细想，又好像都不完全对。其实这就对了。天津就是这样一个矫情的地方儿。一百个人看天津，会有一百种看法，也有一百种说法。而这一百种看法和说法，也都有自己的道理。当然，这也就是天津这个城市真正的特质所在。”

也因此，对王松来说，天津不是一本书。“书在翻阅或研读的过程中，就算还没看到的部分，你也知道它的存在，总之，所有的内容都捧在手里，心里也就有数，只要一页一页地去读就是了。但天津这个城市不是，它更像地下岩层，只有钻探到不同的深度，才会发现不同的地质构造。没钻探到的地方，是无法臆想出来的。当然，这也恰恰是这个城市的魅力所在。”

王松还认为每个人钻探，都会有自己的方式。方式不同，也就决定钻探的角度不同。不一样的方式和角度，也就决定，发现的岩层构造也不尽相同。

问王松在《烟火》中是否挖掘到了天津的核心岩层 ，王松说他觉得核心岩层是不存在的，“至少，我没有想寻找这个核心岩层的想法。天津这个城市的文化和精神特质，我觉得每一个层面都很重要，也都是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应该是缺一不可的。这需要充分的严谨和耐心。如果勘探到一定程度，或发掘到一定程度，就宣布已经找到了核心岩层，这是一种武断。而且，我认为，这个‘岩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至今仍在发生着‘地质构造’的变化，甚至在发生着‘板块漂移’。也正因如此，这个城市才充满着活力。”

数学很可爱，而且离小说也并不远

王松大学时学的是数学专业，生活中喜欢相声和音乐，除了写作，还当过导演，写过相声，作词、作曲，可谓兴趣广泛，不过在王松看来 ，无论干什么，他给自己的定位都是“写小说的”。

王松说：“这听起来好像有点矫情，或有‘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之嫌，其实不是。这里有一个‘角色认识’的问题。至少我自己是这样。我告诉自己，我就是个写小说的，这就跟一心一意去干别的不一样了。当然，也有干着这个，忽然又去干别的，竟然也干成了，后来成了‘两门抱’，甚至‘多门抱’的人，但那是人家。我不行。我自己知道，我只能信奉‘术业有专攻’这句话。我无论涉猎什么，实践的目的只是为了解、体会，但就是这个了解和体会的过程，有和没有就太不一样了。具体说，这是一个改变思维方式的问题。你有了这些经历，再想问题，角度、宽度和深度肯定就都不一样了。至于导演，更是一门需要综合艺术素质的行当，也就更是如此。但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相信术业有专攻这句话。”

具体而言，王松认为因为他学了数学专业，掌握了一种特定的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方式，这个方式会伴随，也可以说会影响人的一生。“很多人认为，学了数学的人就会像数学公式一样地思考问题，其实没有这么刻板，这种思考方式本身是理性的，但化入思考过程时，会以感性的方式存在。如果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都像数学公式一样地思考问题，还别说他怎么做事，关键是他还怎么活?写小说也一样，小说的结构和叙事策略，有它自己的规矩和规律，这跟数学，应该还是两回事。其实数学很可爱，而且离小说也并不远，或者可以这样说，不过是对一件事的两种描述方式。”

谈及喜欢的相声，王松认为相声不仅可以影响一个作家的叙述语言，真正影响的还是生活态度，它也是一种看待和思考生活的方式。“因为我曾涉猎的方面比较多，这些涉猎后来有的也就成了爱好，比如音乐、相声，这是我生活中不可少的。而且，我喜欢养花草，这能让人心平气静。喜欢花草的作家，每个人由性格决定都有自己的偏好，我除了喜欢竹科和阔叶的植物之外，还喜欢一种叫鸢尾的花，淡雅、恬静，能被带入一种意境。”

王松认为写小说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是由写小说这项工作的性质决定的，一般情况下，不会因为外在的原因改变。所以，疫情这段时间，他每天在自己的书房里，仍然按着自己以往的生活节律起居。

问及是否会创作与疫情相关的题材，王松坦承自己还没有时间思考疫情，“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而且是多方面的，现在就急于说从这次疫情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发现了什么，这应该不是作家的事，甚至不是科学家的事，只是医生的事。更深层的问题，需要冷静下来时再认真思考。至少在目前，我还没有写这方面题材作品的想法。不过，偶尔会想到一些意味深长的情节，有一天也许会写出来。不过还是那句话，这由心理环境决定。走着看吧。”

至于未来是否还会创作像《烟火》这样的“津门小说”，王松表示肯定还会写。但要说计划，暂时没有，“也许明天早晨一睁眼，想起个什么事，就决定了，再写一部这类题材的小说，也许还要再酝酿一段时间。还是那句话，这由宿命决定吧。

王松

出版有《王松作品集》(四卷)及《双驴记》《猪头琴》《哥尼斯堡七座桥》《阳光如烟》《蟾蜍怒放》等个人作品集共四十余种。其中，中篇小说《红汞》曾获《中国作家》“优秀小说奖”，《双驴记》曾获《小说选刊》优秀小说奖、《小说选刊》“读者最喜爱的小说奖”、《北京文学》优秀中篇小说奖等，并位列当年的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中篇小说第一名。长篇小说《流淌在刀尖的月光》获公安部金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寻爱记》获首届“中国文学好书奖”。(记者 张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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