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过去了8年，距离出版上一部小说已经过去了10年，在今年7月的尾巴，莫言终于出版了新小说《晚熟的人》——这也真是一部晚熟的小说。

在为新书举办的线上发布会上，莫言穿上了一件30年前的条纹衬衣，自嘲因为胖了很多，这件过去显得宽松的衣服现在已经合身且显瘦了。比衬衣的时间更久远的是他小说中的故事，“小说里的很多人物都是我的小学同学，时间一下子回到五六十年前，小说里的人物跟我一样在慢慢地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成长，并晚熟”。

关于书名中“晚熟”的概念，莫言解释，如果一个作家或者一个艺术家过早地成熟了、定型了、不变化了，他的艺术创作之路也就走到了终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家希望自己能够晚熟，使自己的艺术生命和艺术创作力能够保持得更长久一些。

莫言曾自称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晚熟的人》包含12个故事，和以前的作品相比，讲的不再是“英雄好汉王八蛋”，而转向了那些最不起眼的小人物——就好像从我们身边走出来的一样。只有当看完他们的故事，才恍然大悟，原来莫言要讲的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要串起一个时代的潮起潮落。

这是莫言第一次把笔墨落在了“当下”。

在《红唇滤嘴》中，他塑造了一个网络“大咖”的人物形象。高参深谙互联网运作规律，最擅长胡编乱造、添油加醋，靠贩卖谣言发家致富。她手下有上百个“水军”，让咬谁就咬谁，让捧谁就捧谁，简直呼风唤雨。高参有一句名言：“在生活中，一万个人也成不了大气候，但网络上，一百个人便可以掀起滔天巨浪。”

在《天下太平》中，二昆晃晃手机，说：“我们村子里的人，在我的培训下，都有强烈的新闻意识，都能熟练地使用手机的录像功能，上到百岁老人，下到五岁儿童。”

12个故事虽然各自独立，但拥有共同的背景，高参、二昆之流，也仍然从高密东北乡走来。那个用童年经验和想象力织造的高密东北乡早已一去不复返，对于故乡的变化，莫言很坦然：“将逝去的留不住，要到来的也拦不住。”

这也是莫言第一次作为作品中的人物“深度介入”小说。

莫言讲故事喜欢用第一人称“我”，《晚熟的人》延续了这一习惯，而且故事中的“我”，大都借用了作家本人在现实中的年龄和身份。他把自己写进小说，而且毫不避讳向读者交代自己获得诺奖后的生活。

“自从在我的家乡蛟河北岸拍摄过电视连续剧《黄玉米》后，当地政府在电视剧所搭景观的基础上，迅速把这里建成了一个在半岛地区赫赫有名的旅游景点……还有我家那五间摇摇欲倒的破房子，竟然也堂而皇之地挂上了牌子，成为景点，每天竟然有天南海北，甚至国外的游人前来观看。”

莫言似乎都懒得用隐喻，甚至想故意告诉读者，这都是真的。红高粱和黄玉米，谁知道哪个是魔幻，哪个是现实。对于这一别出心裁的安排，莫言解释：“小说中的莫言，实际上是我的分身，就像孙猴子拔下的一根毫毛。他执行着我的指令，但他并不能自己作出什么决定，我在观察着、记录着这个莫言与人物交往的过程。”

在《晚熟的人》的腰封上，莫言的唯一头衔仍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个颇有分量的头衔在过去的8年中，并没有为莫言的作品增添什么新的目录。有人说莫言陷入了“诺奖魔咒”——得了诺奖就很难再进行持续创作。

面对公众的质询，莫言已经形成了一套惯常的表达，通常以“获奖后陷入沉寂”开场，以“希望将来写出好作品”结束。现在，作品终于问世，他的回答也随之变了：“获奖8年来我一直在创作，或者在为创作做准备。”

《晚熟的人》的最后一页列有每一部作品的创作年表，可以看到，写作时间从2011年12月到2020年6月，主要集中于2012年、2017年和2020年，期间有大段的空白。

据统计，截至2016年，莫言获奖后去了全世界至少34个不同的城市，参加过26次会议、18次讲座，题了几千次字，签了几万个名;特别是在获奖后最初的2013年，莫言忙到一整年连一本书都没有看。

不过，在这8年里，莫言写过戏曲、诗歌，也到过很多地方旅行考察，他依旧时刻关注着家国的变迁，关注着周围的人和事——这些未必“没用”。“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你所做的事，都可能成为小说的素材或灵感的触发点。”莫言说。

回头再看，莫言还是那个莫言。正如他多年前在一次演讲中所说，一个作家一辈子其实只能干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血肉，连同自己的灵魂，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

《晚熟的人》虽然晚熟，但作家莫言终于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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