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文化语境中，江南是一个可以勾起无限想象的词。它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美景，是“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的柔情，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繁华，也是“长江白浪不曾忧”的淡泊……

上海博物馆历时两年打造的“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力图用文物阐释“江南”这一内涵丰厚的文化意象。展览精选16家文博单位的197件组文物，以清代《康熙南巡图粉本》开篇，继而引出五大板块，讲述江南的悠久、文秀、诗性、气节、精致与开放。下文结合展品，谈谈江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三个方面。

崇文重教，是江南的底色

公元317年，晋室南渡，祖籍琅琊(今山东临沂)的“书圣”王羲之也随之南迁至山阴(今浙江绍兴)。《秋月帖》是王羲之居于绍兴时回复友人盛夏问候的一缄书札，因起首第一句为“七月一日羲之白”，又称《七月帖》。展览第一板块借宋拓《淳化阁帖》之《秋月帖页》讲述了衣冠南渡对于江南文化发展的重要影响。

东晋以后，江南得到了较好的开发，文学、艺术、史学等都出现了新气象，刻书、藏书、读书之风逐渐盛行。

宋人叶梦得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可知江南刻书早在两宋时期已闻名全国。明人胡应麟说：“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今北京)也，金陵(今南京)也，阊阖(今苏州)也，临安(今杭州)也。”可知江南藏书同样发达。明清时期，江南除官府藏书、书院藏书、寺院藏书外，私人藏书也蔚为大观。如“扬州二马”的小玲珑山馆、嘉兴朱彝尊的曝书亭、宁波范钦的天一阁、常熟瞿氏的铁琴铜剑楼、湖州刘承干的嘉业堂等，均为有名的私家藏书楼。此次展览展出了官方“南三阁”之文澜阁藏书《欧阳文粹》卷，也展出了钱谦益的绛云楼和曹寅的楝亭之藏书书目。曹寅为曹雪芹祖父，曹雪芹幼年时期或许读过楝亭藏书，为之后撰写《红楼梦》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书香萦绕的江南，人文荟萃，名士迭出。如首开山水诗风的谢灵运、“初唐四大家”之虞世南、“孤篇压全唐”的张若虚、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范成大、并称“江南四大才子”的唐寅、文徵明、徐祯卿、祝允明，还有儒家心学大师王阳明、“清学开山”顾炎武、“一代儒宗”钱大昕、“一代文宗”阮元等。展览中可以看到虞世南《大运帖页》、范成大《春晚帖页》，还可以看到王阳明、顾炎武、钱大昕、阮元等人的手札或著作，感受江南人的才华与气度。

精致典雅，是江南的气韵

南宋以还，中国文艺的重心一直在江南。文人书斋历来是最文艺典雅的所在，有琴棋书画、博古赏鉴、品茗焚香等雅事，有家具陈设、文房器用、花木竹石等雅物。

书画是文人于书斋内最常进行的艺术创作。展品中五代董源《夏山图卷》、元代倪瓒《汀树遥岑图轴》、明代董其昌《栖霞寺诗意图轴》、明代文徵明《江南春词意图卷》等江南代表性画家的山水名作，表现了自然美学对江南文人的滋养与影响。其中，《江南春词意图卷》是文徵明以倪瓒《江南春》词意所作，描绘了江南草长莺飞的旖旎春景。卷后吴中文人争相题和，有沈周、祝允明、徐祯卿、唐寅等十数家题跋。此图不仅是对江南风景的再现，更描摹出江南士人理想中的家园。

所谓“江南收藏甲天下”，书画之余，摹古鉴赏是文人日常消遣之必备。江南收藏涵盖古铜器、古书画、古碑帖、古玉器、古漆器、古窑器等多种门类，对后世影响深远。此次展览中备受瞩目的哥窑五足洗是一件珍贵稀见的传世哥窑器，造型端庄，釉色莹润，尽显“金丝铁线”的魅力，有“哥窑王”的美誉。

宋代《梦粱录》云：“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适累家。”琴、茶、酒、香、花是江南人精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满足了听觉、味觉、嗅觉、视觉多方面的感官享受。

以茶事为例，它始于唐、盛于宋，早期流行“点茶”，方法是将茶粉放入茶盏，用茶瓶煮水冲茶，其间以箸或匙不停击拂，令其产生细腻丰盈的泡沫。宋代又兴“斗茶”，以汤色纯白、水痕“咬盏”为上。因此喜用黑青色茶盏，以凸显茶色。明代开始，散茶冲泡取代末茶冲泡，茶具也随之改变，紫砂壶大行其道。展厅里陈列了两组茶具，从南宋吉州窑黑釉木叶纹盏到清代陈曼生井养铭紫砂壶，可以看出品茶风尚之流变。

中国人用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之前。至唐代，香道文化已形成。至宋代，随着海外香料的大量进口，香文化融入日常，达到鼎盛。明人高濂在《遵生八笺》里提到“焚香七要”，其中的香盒用于盛放香面或香条，筯瓶用于盛放取香之箸，香炉用以焚香，合称“炉瓶三事”。展厅里陈列了一组制作精美的明代“炉瓶三事”，充分展现了香事之风雅。

“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是江南人由来已久的追求。展品中的犀角雕荷叶螳螂杯，是一件典型江南风格的工艺品。此杯为明代后期流行的荷叶杯样式，荷梗中空，兼具杯柄与吸管二用，啜饮、吸饮两宜，持之风度娴雅，深受文人青睐。整器刻画细腻，杯中置螳螂一只，跃跃欲动，富有情趣。其余诸如温润端庄的玉器、千文万华的漆器、俨然图画的织绣、清逸脱俗的竹刻、简练优美的家具……这些工艺美术品既反映了江南的生产与科技水平，也体现了江南人的审美品位与艺术创造力。

开放兼容，是江南的胸怀

江南的开放，由来已久。隋代京杭大运河基本完成。它北起北京，南至杭州，沟通了海河、黄河与淮河、长江、钱塘江，保障了漕运，促进了商品贸易，也推进了江南与各地的交流。唐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兴盛，扬州、江阴、太仓、杭州、宁波、温州等地成为通商港口。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以太仓刘家港为起锚地和回航安泊之所，《明会典》中有详细记录的朝贡国家已近130个，江南与海外的交流引人注目。展览中的唐代巩县窑三彩抱柱狮子、北宋越窑青釉摩竭形器、元代龙泉窑青釉贴花龙凤纹盖罐以及清代徐扬《姑苏繁华图卷》等文物，展开了一幅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并臻、江南城镇“商贾辐辏，百货骈阗”的画卷。

开放与通商带来了审美趣味与地域文化的融合，在工艺品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以瓷器为例，郑和下西洋带回了各种异域物品，其中就包括青花料“苏麻离青”。此次展览展出了一件明宣德年间景德镇窑青花缠枝花卉纹执壶，造型源于伊斯兰教寺院里沐浴净身用的金属执壶，颇具异域风情。这一时期，御窑厂烧造了不少此类器物，用于与西域诸国的朝贡贸易。明清景德镇工匠还完成了许多外来订制需求，如展品中的清康熙景德镇窑青花镂空带托盘果篮，青花浓艳，纹样生动，堪称实用与装饰完美结合的作品，主要销往欧洲，是外销瓷的代表。

上海开埠以后，江南文化的重心逐渐移至沪。一个庞大的画家群体以上海为活动中心卖画为生，所作绘画兼具艺术性与商业性，雅俗共赏，被称为“海上画派”。20世纪后，“海派”的称呼扩散到戏剧界，很快又漫至文学、戏曲、电影、音乐、美术教育等领域，乃至社会风尚、生活方式、言谈举止，于是有了海派文化的概念，成为上海的文化主流。海上画坛的部分艺术家，如刘海粟、徐悲鸿、颜文樑等，远渡重洋学习西洋绘画技法，回国后又借鉴西方绘画教学体系创立美术学校、开展美术教育，引领中国绘画等艺术的发展。所谓“海派”，既有对传统文化的标新，又有对中西文化的糅合，更由各地移民共同铸就。

展览的最后展示了颜文樑运用西方印象派技法所绘油画《黄浦江夜航图》。在星月渔火辉映下，黄浦江静静流淌，正是江南文化在开放、兼容、创新中发展，并走向中西汇通、多元融合的映照。

(作者为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春风千里”展内容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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