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更应该是生产能力的体现，是从生产端不断创生出新文本的“原点”

“开心麻花”团队的电影《温暖的抱抱》上映近两周，票房将近7亿元，但整体豆瓣评分仅有5.6，被视为“赢了票房，输了口碑”，还有声音说，该片预测票房10亿，其中“8.5亿是沈腾的”。这些说法背后的逻辑非常清晰，即观众更看重的是喜剧明星沈腾及其“开心麻花”的品牌，而非《温暖的抱抱》这一电影故事。

“开心麻花”虽然只是一家公司的名字，但显然，从2003年首创“贺岁舞台剧” 《想吃麻花现给你拧》开始，尤其至2012年向影视行业拓展之后，“开心麻花”已经成了中国影视界一个鲜明的喜剧IP。2015年国庆档，“开心麻花”从相对小众的舞台剧转向大众化的院线电影，以《夏洛特烦恼》为“黑马”，成功破壁出圈，成为全民喜闻乐见的喜剧生产商。以沈腾为代表的一干喜剧演员，都成了 “票房担当”。不过，这种“担当”自2018年《西虹市首富》开始就遭质疑“票房与口碑呈反比”。为什么一个诞生之初富有激情的团队，会进入一种成就了演员而失去了内涵的怪圈?“开心麻花”到底为中国文艺娱乐行业带来了什么变化?

发端：

一种后现代的反讽结构

如果把 “开心麻花”作为一个喜剧品牌，它的诞生颇有戏剧性。以其创始大股东张晨的经历而言，这一戏剧性可以分成翻转的三阶段：阶段一，张晨毕业于北京建筑大学城市建筑专业，分配至大型企业后的第一天就因为 “不自由”而决定不上班，被单位退回学校后，他选择了自主创业——把 “大型企业”理解成现代社会的体制象征，这一经历便是对其构成的反讽;阶段二，张晨下海开了建筑设计公司，挣了钱，便与两个朋友一起捣鼓影视——把 “开公司”理解成现代社会的商业象征，这一经历也是一种反讽;阶段三，张晨买了小说的影视改编权，编好剧本，准备2003年夏天开机，可是 “非典”来了，这一影视计划黄了——把“拍电视剧”理解成现代社会的艺术象征，这一经历同样可以理解成是反讽。

在这一连串的反复冲突之间，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舞台喜剧就诞生了：《想吃麻花现给你拧》。在这部话剧里，“麻花”是魔鬼(谢娜饰演)的名字，她多次出现，以不同的面貌实现着人世间一位碌碌无为之辈(何炅饰演的王东)的不同梦想。说是“梦想”，其实不过是俗人的一些欲望：有钱、有粉丝、身体健壮、有文化、有权力……而“麻花”时而充满媚惑，时而化为村姑，时而变为流行巨星，时而又成了保姆。她为了得到王东的灵魂，不断满足他的欲望。而王东每一次欲望得到实现又幻灭之后，都以歇斯底里地厉声惨叫“我想……”做结，其反讽人性的欲望与消费主义的强烈刺激，可以说正好切中了21世纪初的社会情感结构。

“开心麻花”一炮走红，张晨去注册公司，便想以“麻花”为商号。可工商局不允许以食品为商标，就要求他加几个字，这样才有了“开心麻花”。就此而言，“开心麻花”仍可以看作是对现代社会的一种反讽。有朋友说，这名字太土了。张晨说，“歹名好养活，叫叫也就顺了。”而这一顺，便使其本意走了样。

转变：

一群轻喜剧的流量明星

在工业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的时代，中国影视行业最突出的特征是明星制。故事和剧本仍以传统手工作坊的形式得到生产，而消费一端的变化已经气象万千。从2012年春晚小品《今天的幸福》开始，“开心麻花”以沈腾、马丽为代表，从小众的舞台剧行业一跃进入大众眼帘，变成了微博上的大红人。而《夏洛特烦恼》更是诞生于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2015年。“开心麻花”与上一代以主持为特长的流量明星谢娜、何炅失去了形象上的关联，开始变成捧红纯喜剧演员的新“麻花”。

这代“麻花”甫一出道，叙事上走的仍是反讽路线，魔鬼“麻花”的形象，在系列电影中一直时隐时现。但是，从《夏洛特烦恼》开始，沈腾与马丽就被标榜为“开心麻花”的当家明星;而在其中参演的艾伦、常远身上也离不开“麻花”的标签。“麻花”开始从一种精神意义上的艺术风格或个人气质，转变成了一群演(职)员的集体称谓。今天，说起“开心麻花”，观众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几张笑星的脸，而非某种反讽意味的叙事，以至于《一念天堂》《跳舞吧大象》《人间·喜剧》这些出品公司里并没有“开心麻花”身影的电影，也会被列为“开心麻花”系列。而这几张笑星的脸，关联着的电影从《羞羞的铁拳》开始就愈发显现出“轻薄”姿态。

喜剧当然需要搞笑，但笑意能给观众留下何种意味深长的思考，才是判断其艺术价值的标准。世界电影史上的喜剧，如《美丽人生》《闻香识女人》等均堪称“厚重”之作;即便是以歌舞闹腾著称的印度电影，如《三傻大闹宝莱坞》《偶滴神啊》也都在搞笑背后注入了深意。深意不是煽情，也不止是“笑着笑着就哭了”，而是带有某种价值观诉求的情感和精神共鸣，它需要有相对明确的整体目标，以及围绕这一目标而进行的剧本创作。可是，在“开心麻花”系列中，以《西虹市首富》为起点，每年两三部地密集上映电影，除了过度消费“沈腾”个人的符号价值外，几乎没有在这个整体目标上做任何深挖与拓展。沈腾本人也是啥都可以演，并不像卓别林、憨豆先生一般对自己有明确的意义定位。

期待：

能否造就中国当代喜剧生产范式

之所以“麻花”会变成若干演员的代名词，就是因为明星制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生产中始终处于核心位置。“变成明星”是来钱最快捷、最香甜的商业模式。相比之下，“原创之苦”就显得很没有必要。可是，如果“开心麻花”还记得最初的魔鬼“麻花”，他们就一定不会忘记，作为欲望化身的“麻花”在话剧中第一次出现时，就解释了“麻花”的意义：麻花“好甜好甜”，它是欲望被满足时的感受。可是，欲望并不会终止，麻花吃多了便难免患上“三高”的风险。

什么来钱多、来钱快就拍什么，只要牢牢把握住观众爱搞笑的“刚需”和喜剧电影由此获得的广大市场，就不愁票房——如果“麻花”最终只是变成这种“企业”，那么不用说其作品的艺术价值，就连基本的企业社会责任也难言充足，只关切票房规模了。于是，“麻花”成了对“麻花”自身的反讽。

《温暖的抱抱》就是例证。它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原创之王”的故事，可其故事本身却来源于对韩国电影《计划男》的翻拍，其中手表、肥肠、渣男、迟到、失眠、音乐赛……无不是韩国电影的“原创”。更遑论，这种翻拍的叙事还建立在一个低级错误的基础上，那就是人类婴儿出生一年之后才能蹒跚学步，这世上哪儿有不被抱起即能养大的娃?

“开心麻花”是当代中国难得的喜剧IP。可是，当“IP”这个词出现的时候，一般紧跟其后的就是“流量”，以至于创作者都认为只要有流量(票房)就是IP。其实，这只是侧重消费端的理解，“IP”更应该是一种生产能力的体现。它是从生产端不断创生出新文本的“原点”，这一原点有着自己明确的价值设定并为之提供新的人才和物料。我期望“麻花”最终能够造就这样一种喜剧生产范式，它以讲好有意蕴的系列故事为目标，而非培养出一个明星就匆忙消费其人设。毕竟，明星只是故事的副产品，文艺生产的本质不该是娱乐，而是丰富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作者为浙江大学影视艺术与新媒体学系副教授林玮)

关键词： 开心 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