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琉璃河遗址发现75周年，近日，《琉璃河遗址保护规划(2020年-2035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复发布。

规划用15章描绘未来15年琉璃河遗址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细节。遗址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范围从7.1平方公里增加至11.6平方公里，保护区划包括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环境控制区，总面积约1729.7公顷，在建设控制地带西侧新划定环境控制区，总占地面积274.1公顷。将以西周燕国早期遗存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

琉璃河遗址是怎么发现的?遗址的发现和保护与两位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和邹衡先生密不可分。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华北最大的洋灰公司决定在琉璃河建厂生产水泥。该公司向中国银行贷款，银行派经理吴良才商洽相关事宜。那时交通不便，从北京出发至琉璃河水泥厂，要途经一片荒野。当吴良才穿过一片明显高出周围的台地时，发现此处遍地古代陶片，俯拾皆是。吴良才的哥哥是中国考古学先驱之一吴金鼎(曾发掘著名的山东龙山城子崖遗址)。受到影响独具慧眼的吴良才发现这些陶片非比寻常。他捡了一大包，并兴冲冲地找到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工作的苏秉琦。

苏秉琦是我国老一辈考古学家，1930年代在陕西宝鸡斗鸡台等地从事考古工作，对西周陶片很是熟悉。看到这些陶片，苏先生立即断定是商周的东西，无奈时局动荡，战火一直烧到北京周边，考证之事便搁置了。

1962年，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苏秉琦，在安排考古实习时，考虑到外省条件太差，又想起1945年吴良才提供的线索，就提出去房山调查。多年之后，苏秉琦先生在回忆这件事时必定要说：如果没有四十年代吴先生的发现，也不会有20年后派学生去试掘的事。

此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后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单位对琉璃河遗址前后开展过五次大规模发掘。这处遗址的发掘次数之多、时间之长，在北京考古史上仅次于周口店。

1972年，董家林平整土地时，在村东北隅发现车马坑遗迹。推土机已经把马头、马骨架推出来了。正在带队发掘的北京大学邹衡先生让当地人赶快停下来，但是没有效果。他立即回学校向领导作了汇报。当时派驻北大军管的是8341部队，邹先生就向政委做了汇报。

政委很快向国务院做了汇报。第二天国务院农林口负责人带着几位部长来琉璃河，问邹衡的意见。邹衡表示这样重要的遗址应当保存。负责人经过考虑讲：中国这么大，保留这么三千多平米的地方完全可以(实际上是3000米×1500米)。他命令推土机开出琉璃河，遗址这才幸免于难。

琉璃河遗址经过科学发掘，发现了西周古城、高等级墓葬、宫殿建筑区、手工业作坊遗存等，出土了大量精美文物。其中，堇鼎是北京地区出土的体量最大的青铜礼器，克盉、克罍、伯矩鬲等有文字青铜器为《史记》所载的西周分封制提供给了最早的文字证据，出土的刻字甲骨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重要的测年材料。

琉璃河遗址是北京城市发展的源头，代表了北京三千余年的历史，也是西周时期分封制度和礼乐制度的证明。它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1988年，琉璃河遗址被列入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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