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三号坑近似长方形，长约5.5米，宽约2.5米。距今已3000多年。

三星堆三号祭祀坑发掘负责人是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徐斐宏，31岁。

3月16日，当整个坑揭开遮蔽第一次展露全貌，当密密麻麻的文物呈现在眼前，他的内心只有震撼。“说不出是为何而震撼，但如果你在这里，你也会与我有相同感受。”他说。

连日来，三星堆重大考古发现再惊天下，上海大学不仅参与发掘工作，还积极承担了相关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任务。徐斐宏和他的伙伴们便在其中。

曾有人问他，这算不算最高级别的“挖土”?他并不接这茬，客观地回答：“算最细致的吧”。

挖出来的土可拼回原状

“理论上说，三号坑里所有挖出来的土，我们都可以按原样拼回去，”徐斐宏说。

事情要从1986年说起。三星堆遗址是中国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商周时期遗址，于1986年发掘的两座祭祀坑，成为20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2019年底，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通过勘探与试掘，又发现了6座祭祀坑。2020年9月起，四川考古院联合国内33家单位开启了新祭祀坑的发掘工作。

作为有着丰富田野发掘经验的年轻人，徐斐宏和其他六位发掘人员、两位测绘人员，以及两位文物保护人员开始了“八小时工作制”，发掘、取样、文物保护无缝进行。

8:00到12：00，14:00到18:00，是坑内工作时间，半个月有一天休息。每天上午入坑前，都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穿衣服，不仅要换上全套防护服，还要戴上口罩、头罩、鞋套。这样做，是为了最大限度避免自己的人体组织落入坑内，造成样品的“污染”。

刚开始挖掘，接触的是填土层，这时候跟当地工人一起发掘，这种算是“粗活”，可也有讲究。在这一阶段，所有挖出的土按照位置归入网格，每格长60厘米、宽60厘米，所有的填土都会被搜集入库，留待后续整理、研究。

“一般考古发掘不会把填土层全部打包，最多过筛一遍，但是这里的考古意义太重要了，我们不想放过任何信息。”徐斐宏说。

这个填土层，挖到哪里为止，发掘队员心里有数。之前，在三号坑西北角经过试掘，在1.2米深处挖出了铜器，由此判断，坑内其他位置器物层也在这个深度。因此，当填土发掘到1米左右深度接近器物层后，考古工作便变得愈发细致，多数工作都改由考古队员自己完成。

三道防护为象牙争时间

据了解，在三星堆遗址最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中，三号坑内发掘出109件青铜器、127根象牙和8件玉石器，是出土器物最丰富的一个祭祀坑。

这么多象牙，如何转移?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徐斐宏首先纠正了一个专业术语：应该说是“提取”，而非“转移”。文物被发掘出来了，提取和保护同样是一门大学问。这些埋藏在地下上千年的象牙含有不少水分，一旦暴露于空气中，若失水过快，象牙的质地就会发生变化。

怎么办呢?站在挖掘的角度，徐斐宏说，目前的技术手段能做到的有三条。

首先，这次发掘配备专用工作舱，简而言之就是坑上造了个高科技玻璃小房子，能控制温度和湿度，为文物的保护提供可控的环境。

其次，在象牙上面先覆盖一层保鲜膜，再覆盖湿的毛巾或湿的无纺布，然后再往上覆盖一层塑料布，三床被子创造一个湿润小环境。

最后，人力方面则是提高工作效率。“这个提高工作效率，并不是加快速度，”他说，再急也要保证耐心细致、流程规范，发掘队通过每天加班1-2小时，延长工作时间，尽可能多工作面地开展工作，为象牙争取时间。

在整个挖掘过程中，发现“铜人顶尊”的过程，让徐斐宏印象深刻。“那是在三号坑最南边发掘出的一件非常罕见的器型。”他说，“当时，这件青铜器最早露出土面的是尊的口部，而这个青铜尊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肩部有龙形的装饰，底部圈足下有一块铜板。这已经很特别了，更奇怪的是，再往下挖，这块铜板不是平的，下方呈收拢的趋势，下面一定还有东西!顺着这个走向，我们从侧面继续清土，发现平板连着人的耳朵，它与之前发现的铜手十有八九同属一件铜人，进一步发掘果然证实了这个判断。这个发现，是不断刷新认知的过程”，徐斐宏娓娓道来，使人仿佛身临其境。

现场考古人太胖行不行

现场挖掘，脑力比体力更重要。例如，在填土层，以小网格方式交错发掘;接近器物和填土层，则改为将坑分成六个大区域，按大网格作业，这样有利于整体把握器物位置关系;到了器物露出后，需要随机应变，合理规划工作路径……一句话，发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策略。这其中的进退分寸，凭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累积。

有人问过徐斐宏，搞现场考古发掘是不是人太胖不行?因为器物填土层层累积，万一站在下面有器物的土层上作业，人太重一脚踩坏了咋整?“这是个好问题，”徐斐宏笑着回答，“一般没有体重要求”。换句话说，胖一点也是可以的。这个顾虑有道理，但是知道了下面两点，就不会太担心。

首先，三号坑的土层都是很致密的黏土，踩在上面不容易对器物造成破坏。同时，现在技术保障更加到位了，三号坑所在的工作舱里安装了工作平台，到了填土发掘的收尾阶段，工作人员不用下脚，而是趴在悬空于坑上方的工作平台上，双手伸出作业，最大限度保护文物完好，不留隐患。“当然这么干比较消耗体力，一般一两个小时就要轮班的。”

这位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的博士，先后参加过陕西岐山县周公庙遗址、洛阳龙门石窟唐代香山寺等遗址的发掘，见闻不少，却依然为三星堆考古的科技配置而动容。在这里，联合发掘的指导理念“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贯穿于全过程，考古发掘、科技检测、文物保护等都配置协调了最佳资源。例如，发掘提取的样品，会视情况判定是直接交付现场的移动检测实验室，还是交给具有权威资质的研究机构。有时候，相同样本甚至会一式多份，分别交给两到三家检测机构进行对照分析，以最短时间返回结果，对现场进一步发掘起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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