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遗址的再度发掘和出土文物的接连“上新”，三星堆考古再次举世瞩目，为我们留下三星堆的古蜀国，也有望借此进一步揭开神秘面纱。

对于古蜀国历史，李白在《蜀道难》中有“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追忆。其实早在蚕丛之前，巴蜀大地就已经鸿蒙初开，升腾文明之光。华夏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也早已翻越巴山，趟过蜀水，在巴蜀先民与中原文明的交流互动中，阔步展开。

蚕丛鱼凫，开国茫然

古蜀国历史久远，西汉扬雄《蜀王本纪》言“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有“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之说。在上古神话谱系中，盘古开天辟地后有天皇、地皇、人皇相继担任部落联盟首领，是为最原始意义的“三皇”。

人皇时期，在黄河上游活动的羌氐等民族，沿着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向南迁徙。其中一支部落在今天四川松潘县的岷江森林河谷中，发现了桑树和野蚕。他们观察到野蚕蚕茧可以溶解抽丝，柔韧性和舒适度远胜动物皮毛和植物麻布，遂捡拾野蚕蚕茧抽丝制作衣物，成为华夏民族中最早的制丝部落。据《说文解字》，“蜀，葵(桑)中蚕也”，蜀即野蚕之意，盛产野蚕之山为蜀山，这一部落遂被称为蜀山氏。随着文明的扩散，蜀山氏的制丝技术逐步传播到相邻的西陵氏等部落。

黄帝时期，西陵氏、蜀山氏与中原文明发生深度关联。据《史记》《世本》，黄帝曾迎娶西陵部落女子为正妃，是为嫘祖，二人育有玄嚣与昌意二子。嫘祖将母族的剥茧抽丝技术传播到中原，帮助黄帝带领中原部落联盟制作衣冠，由此开创华夏衣冠文明。

借助黄帝与嫘祖的联姻，四川与中原亲上加亲。经嫘祖介绍，中原得知抽茧制丝技术最早源于蜀山氏。也许是为了学习更完整的制丝技术，黄帝还为儿子昌意娶蜀山氏名为“昌仆”的女子为妻。黄帝驾崩后，昌意与昌仆的儿子高阳继承部落联盟首领，是为帝颛顼。颛顼即位后，“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蜀山氏加入中原部落联盟。

蜀山氏制丝主要依靠捡拾野蚕蚕茧，收获量较小且不稳定，不易扩大生产规模。野蚕生性孤独，在桑树上各据一叶，以保证食物充足。故扬雄《方言》曰“一，蜀也，南楚谓之独”;《尔雅》云，“独者，蜀”，唐朝孔颖达注疏言，“虫之孤独者蜀，是以山之孤独者亦名蜀也”。

要将习惯独居的野蚕强制聚集一起，需使用器皿。蜀地盛产竹子，但原始石刀只能砍竹，不能将竹子劈成篾片。经过从尧舜到禹夏上千年的历史发展和技术摸索，中原终于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进入青铜时代。根据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的推测，蜀山氏的一支从中原学习引进青铜技术，制作青铜刀具，将竹子劈成篾片、制成细眼竹筐，用以强制聚集饲养野蚕，并将其逐步驯化成家蚕。

《说文解字》言，“丛，聚也”。掌握了聚集饲养家蚕技术的蜀山氏支脉，被称为蚕丛氏。家蚕吐丝稳定量大，蚕丛氏可以较大规模地剥茧抽丝制作丝绸，并将丝绸输入中原开展贸易。三星堆遗址最新出土的丝绸制品残留物，印证了蚕丛氏养蚕缫丝技术的发达。

比三星堆4号祭祀坑所处的殷商晚期更早一些，大致为殷商中期，古蜀国历史从蜀山氏发展到蚕丛氏阶段，统治中心从岷江上游茂汶盆地迁徙到成都平原。依靠丝绸贸易积聚的经济实力，蚕丛氏的青铜冶炼技术得到大幅提升，制作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创造了足以与殷商媲美的青铜文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神树”等大型青铜器，证明了古蜀国青铜技术的高超和青铜文明的发达。据《华阳国志》，蚕丛氏“其目纵”，以“纵目”即眼角上斜为形象特征。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青铜纵目人面具，正是古蜀国蚕丛氏时期的考古印证。

武王伐纣时，蚕丛氏曾带领大军前往牧野助战，势力拓展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西周时期，深度联合起来的黄河流域各诸侯国，团结在周天子的旗帜下，阔步朝着大一统的方向发展，经济文化交流更为密切，综合实力更上一台阶。曾经在青铜时代和殷商文明同场竞技的巴蜀大地，与中原逐渐拉开差距，被视为蛮荒之地，“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甚至没有资格参加中原各国会盟;“君长莫同书轨”，度量衡规制、政治制度、文化亦是自成体系。

平王东迁，周朝进入东周时代后，“周失纲纪”，对包括古蜀国在内的各诸侯国控制力减弱，蚕丛氏开始称王。但不久，以柏灌鸟为族名的氏族短暂取代了蚕丛氏的统治地位，三星堆遗址从第二期开始出土的鸟型器物，反映了柏灌氏的崛起。之后，善于驯化水鸟帮助捕鱼的鱼凫氏壮大，他们喜好渔猎，战斗力强悍，打败柏灌氏，成为新的蜀王。三星堆遗址第三期出土的鱼图纹饰和鱼鸟造型器物，印证了鱼凫氏取代柏灌氏的历史事实。

开明治水，望帝禅让

鱼凫氏的王位后来传到杜宇手中，他“教民务农”，带领蜀人发展农耕。杜宇身世相当传奇，据三国蜀汉来敏《本蜀论》，杜宇“从天下，女子利，自江源出，为宇妻，遂王于蜀”。《蜀王本纪》亦言杜宇“从天堕”。有学者推测，“女子利”是鱼凫氏女王，杜宇“从天下”且懂农耕，应该是由中原华夏而来。鱼凫女王利看中杜宇所掌农耕技术进而爱慕其人，遂与他结为夫妻，并将王位让给杜宇。

杜宇成为古蜀国国王后，“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将都城迁移到郫邑(今成都市郫都区一带)或瞿上(今成都市双流区一带)。这一区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河流密布，适宜农耕。郫都区北郊的杜鹃城，相传就是杜宇时期古蜀国都城遗址。有学者认为，三星堆遗址可能纵贯从蚕丛到杜宇的古蜀国历史。

战国七雄相继称王后，杜宇更进一步直接称帝，“号曰望帝”。随着蜀国农耕生产的发展，国力日益强大，杜宇“自以功德高诸王”，在成都平原大加挞伐，极力扩大统治范围，“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囊括成都平原、川西盆地、汉中平原以及贵州、云南大部分地区。

杜宇统治后期，成都平原洪水漫堤，相国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开明治水见效后，杜宇将全部国务都交给他打理，后又效仿尧舜禹禅让之事，“遂禅位于开明”。开明即位，“号曰丛帝”。

杜宇退位后到西山隐居，时值早春二月，杜鹃声声哀鸣，苦苦挽留不欲杜宇离去。蜀地百姓“悲子鹃鸟鸣”，听闻杜鹃鸣叫，心生悲戚，“鸣而思望帝”，怀念故君杜宇。后来杜宇成为杜鹃别名，唐朝李商隐《锦瑟》“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北宋李重元《忆王孙·春词》“柳外楼高空断魂，杜宇声声不忍闻”等诗词，即引用此义。

《蜀王本纪》对开明治水有更详细的记载，同时揭示了杜宇禅让的另外隐情。据此书，开明是楚国人，原名鳖灵。按东汉应劭辑录的《风俗通义》，“鳖灵从井出”，精通水性，通晓水利，去世后“其尸亡去”，尸身无故不见，“荆人求之不得”。原来，鳖灵尸身沿长江逆流而上，来到正在饱受洪水围城之苦的蜀国都城郫邑后，竟然复活，并“与望帝相见”。望帝杜宇见鳖灵不但会逆水上行，而且能死而复生，惊为天人，遂委任为相国。

人死不能复生。据历史学家推测，事情真相应是：鳖灵可能因事被楚人定罪，判处死刑。“尸”在古语中不一定是尸体、尸骸，而是受监禁不能自由行动之人。鳖灵被定下死罪，故称其为“尸”。所谓“其尸亡去”，应是鳖灵逃奔蜀国，楚人通缉而不得。鳖灵一介亡命，入蜀投奔望帝得到重用，故云死而复生。

当时，岷江上游来水大涨，“望帝不能治”，遂“使鳖灵决玉山”，授予他治水全权。鳖灵组织百姓，经过数年艰辛努力，终于治水成功。中国古代方术中，象牙魔力可以殴杀水神。三星堆最新出土一百多根象牙，可以想见当时蜀人用象牙镇杀水中精怪的场景。

鳖灵在治水前线辛苦操劳、过家门而不入时，杜宇却在后方“与其妻通”。事后，杜宇良心发现，自认“德薄不如鳖灵”，就“委国授之而去”，将帝位禅让给鳖灵，“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后，“号曰开明帝”，其政权被后世称为开明王朝。

经过开明及其继任者带领百姓在成都平原持续不断的治水活动，古蜀国农业经济更上一层楼，“山林泽渔，园囿瓜果，四节代熟，靡不有焉”。成都平原“地称天府”，即是从此而来。开明王朝传至第九世时，迁都至今天成都市新都区一带，又占据秦岭脚下的“褒、汉之地”，与秦国持续摩擦。

兄弟阋墙，秦并巴蜀

由于地近相邻，古蜀国与秦国交往较多，亦不免冲突。秦立国之初，国力微弱，开明之子卢帝曾主动进攻秦国，攻打到当时的秦都雍城城下。秦国在关中平原站稳脚跟后，两国逐渐形成对峙之势。秦厉公二年(前475)，蜀国主动“来贿(秦)”，求和，关系暂时缓和。

随着秦蜀同时向秦岭南麓的“褒、汉之地”拓展，两国矛盾再次尖锐起来，围绕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一带)展开激烈争夺。南郑本属于蜀国，是其北部门户，亦是秦国向西南扩展的重要阻碍。

秦国率先攻取南郑，并于秦厉公二十六年(前451)在南郑修建城池;十年后，秦躁公二年(前441)，“南郑反”，被蜀国夺回;秦惠公十三年(前387)，秦“伐蜀，取南郑”;但就在同年，惠公去世，秦国国君易位无暇外顾，蜀国又再夺南郑。

此后，秦国致力于变法图强，调转兵锋东向与六国争霸。蜀国亦把主要矛头对准楚国，曾于周安王二十五年(前377)“伐楚”，夺取兹方(今湖北省松滋市、宜都市或房县境内)。蜀国对楚国的进攻，为后来秦国通过并吞巴蜀、迂回包抄楚国的战略规划，提供了重要启迪。

由于秦蜀暂时调整进攻方向，两国关系再次缓和。秦惠文王即位时，蜀国曾派使臣专程到咸阳朝贺。据《华阳国志》，蜀王有次在秦岭山谷中打猎，与惠王不期而遇。惠王赠送蜀王“金一笥”，惠王回赠“珍玩之物”。不料惠王将珍玩带回咸阳后，“物化为土”。惠王被蜀王的障眼法欺骗，“怒”。群臣劝道，“天承我矣，王将得蜀土地”，此乃天意昭示蜀国将成为大秦领土，惠王听后“喜”。为麻痹蜀国，惠王又利用“蜀王好色”的软肋，“许嫁五女于蜀”。这些记载虽带有明显的传说色彩，但透露出秦国君臣并吞蜀国的野心。

秦国欲攻伐蜀国，难在秦岭山高，蜀道艰难，无路可走。据《括地志》，惠王“刻石为牛五头，置金于后”，“伪言此牛能屎金”，哄骗蜀王此牛能够排泄黄金，源源不绝。惠王表示愿将此牛送给蜀国，示永结同好之意。贪婪的蜀王竟然听信惠王信口雌黄。为将石牛运回，蜀王下令“堑山堙谷”，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削平山谷，在群山环绕中硬是开凿出一条从咸阳到成都的道路。蜀国通过此道将石牛“致之成都”，秦国“遂寻道伐之”，此路“因号曰石牛道”。

据《华阳国志》，此事还有后续。蜀王“遣五丁迎石牛”后，发现石牛并无排泄黄金的特异功能，“怒，遣还之”。以农立国的蜀人不但将石牛遣返秦国，还嘲笑祖上为周天子养马放牧的秦人是“东方牧犊儿”。秦人笑曰，“吾虽牧犊，当得蜀也”。

嘲笑秦人的蜀王不会料到，老秦劲卒的笑声和秦军铁骑的马蹄声很快便会响彻石牛道。而给秦国提供战机的，正是蜀王本人。蜀王曾分封其弟葭萌到汉中为侯，号称苴侯。葭萌不知何故，不与蜀王亲善，反倒与巴国交好。蜀王怒，于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出兵讨伐葭萌。弟弟葭萌不敌兄长，只得投奔巴国。蜀国进兵到巴国索人，巴国无力对抗，只有“求救于秦”。

惠文王“欲发兵以伐蜀”，但又怕千里奔袭，“道狭难至”，无法速战速决，容易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淖。正当惠文王未下决断时，“韩又来侵”，韩国从东面做出攻秦态势。惠文王“欲先伐韩，后伐蜀，恐不利”，而“欲先伐蜀，恐韩袭秦之敝”，陷入两线作战、腹背受敌的境地，故“犹豫未能决”。名将司马错请伐蜀，认为“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国相张仪反对，认为“不如伐韩”。惠文王经过深思熟虑，最终采纳司马错策略，下决心起兵伐蜀。

是年秋天，惠文王派司马错、张仪、都尉墨率兵从石牛道伐蜀，在葭萌关(今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昭化镇一带)大败蜀军。蜀王逃至武阳(今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一带)，兵败被杀。蜀国国相、太子率领残余力量“退至逢乡，死于白鹿山，开明氏遂亡”。蜀国王子泮带领部分族人逃亡越南北部，建立安阳国，后为西汉藩属南越国所灭。安阳国王室后裔又进入柬埔寨建立扶南国，最终灭于真腊之手。

秦灭蜀之战相当顺利，在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当年十月就平定蜀国全境。司马错、张仪乘胜直取巴国、苴地，“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三十一县”。惠文王灭巴蜀后，封其子通为蜀侯，任命陈庄为蜀相，张若为蜀国守，共同治理蜀地。为压制当地土著，惠文王还迁移秦国一万余家百姓到蜀国。但在最初30年时间里，蜀地局势极不稳定。

秦并蜀仅5年，周赧王四年(前311)，惠文王去世，秦武王继立，蜀相陈庄叛变，杀蜀侯通。第二年，即秦武王元年(前310)，武王派司马错、甘茂、张仪入蜀平乱，斩杀陈庄，通子恽继立为蜀侯。秦昭襄王前期，蜀地形势依然错综复杂。昭襄王六年(前301)，蜀侯恽被秦国王后陷害，昭襄王不明真相，派司马错入蜀冤杀恽及其臣僚27人。昭襄王虽立恽子绾为蜀侯，但又在16年后因疑其谋反，“复诛之”。

但也有学者认为，蜀候通、恽、绾并非秦国宗室，而是蜀王子孙。秦国灭蜀后，为怀柔蜀人，故仍立古蜀国王室为蜀王。

蜀地屡屡与秦国产生摩擦，表面上是人事原因，实质上却反映出秦国在蜀地实行的分封制已经不能适应治理需求。为理顺蜀地体制，昭襄王诛杀蜀侯绾后，在蜀地改分封制为郡县制，废蜀国为蜀郡，任命张若为蜀郡守，蜀地局势最终稳定下来。吞并蜀地，是秦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领土扩展，为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史载，“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

张若之后，李冰接任蜀郡郡守。大致在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李冰在开明治水的基础上开始主持修建都江堰等水利工程设施，成都平原“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大量土地被改造成肥沃良田，如《河渠书》所言，“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

在这些水利工程的滋养下，蜀地“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华阳国志》赞道，“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蜀地由此成为秦军东向、剑指六国的战略后勤基地，最终助力秦国一统天下。

古蜀国文明是“满天星斗”时代最为璀璨夺目的星辰之一

有学者将华夏文明早期在黄河、长江、珠江、辽河流域等地的众多文化遗存比喻为“满天星斗”。四川成都新津区宝墩遗址、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青羊区金沙遗址的发现，印证了古蜀国文明是“满天星斗”时代最为璀璨夺目的星辰之一。

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文化，经过对其他地区文化的整合和自身的重组，在发展过程中逐步领先四方并形成辐射效应后，成为中华文明核心地带，是为“众星拱月”。嫘祖、昌仆为中原衣冠文明提供的蚕桑技术支持，成都平原为秦国横扫六合提供的后勤助力，无不是蜀地文明对“众星拱月”时代的重要贡献。

从蜀女嫘祖昌仆出嫁黄帝父子，到华夏杜宇入蜀教民农耕;从楚人开明赴蜀平治水患，到巴蜀归秦四海一统，巴山蜀水的历史发展与中原江南交织交融，文明进展与黄河长江交相辉映。以三星堆遗址为核心的古蜀国历史进程，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多元一体历史格局。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 吴鹏)

关键词： 史书 三星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