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快到了，又想起“磕头”话题。

其实，“磕头”并不是某个地域的特有行为，作为一种历史遗留的社会行为，“磕头”在我国许多地方都存在。比如，客家人在我国南方分布很广，他们保留着中原的传统，恪守着中原的祖训，在遵守礼制上比山东、河南这些北方省份还严格，春节祭祀时要向祖先下跪拜三次，每拜一次还要插一次香。可以说，从沿海到内陆，东西南北中，“磕头”曾经是汉族人普遍存在的习俗。

“磕头”本名“跪拜礼”，我国“跪拜礼”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东汉之前，没有板凳，所有的人都是席地而坐。古人坐在席子上，产生了两种动作和两个字：一个是跽(jì)：即双膝弯曲接地，臀部贴坐于足跟，标准姿势就如西安出土的秦代“跽坐俑”;一个是跪：由跽坐姿势挺直腰板，臀部离开足跟，就成为跪。

但人席地而坐，还存在一个社交问题，就是“人来了怎么办”。正坐着的时候来了人，身躯全部站立起来显然太费力气，也太麻烦，这时候最简便的打招呼方式就是通过手势和头部动作来表示欢迎和恭敬之意，这就产生了作揖、稽首、顿首等行为词：作揖，是双手互握合于胸前;稽首，稽是“停留，拖延”，指头触碰在地上且停留一会儿，这是古代“跪拜礼”中最隆重的动作;顿首就是以头叩地即举而不停留。三个不同的词，表明礼敬的态度有层次之别，或庄重或随意，针对不同场合不同身份的人。

我国有文字可考的礼乐始自夏商，“跪拜礼”到周朝已经很完善，《周礼·春官·大祝》就记载了“九拜”：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肃拜。从“跪拜礼”产生及以后很长时间来看，并无贵贱尊卑之分。不少人读过的《战国策·秦策·范雎说秦王》载：“秦王跪而进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这说明，地位尊贵如秦王者，也是要行“跪拜礼”的。

孔子承续周礼并予以尊崇，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其中的“文”指礼乐制度。“跪拜礼”不是孔子等儒家人物创造出来的，山东也并非“跪拜礼”的发源地。《尚书》记载，周公辅佐周成王共七年，第六年，周公在洛阳制礼作乐，制定了周朝典章制度即周礼，成为当时的社会规范。

但“跪拜礼”在现实中的表现比较复杂。

一开始并无尊卑含义的“跪拜礼”，后来确实“变过味”。据学者考证，从元朝开始，带屈辱、卑贱性质的“跪拜礼”推行开来。治元史的李治安教授根据两则元朝史料的记载：《元朝名臣事略》：“……入见，皆跪奏事。”元人《牧庵集》：“方奏，太史臣皆列跪。”到了明和清，“跪拜礼”的尊卑性又一步发展。帝王正是在臣民反复的下跪中，体现自己地位的崇高。

这就是说，最初单纯的“跪拜礼”因为后来延伸到封建权力系统，而成为尊卑地位的象征。但时代是发展的，到1912年辛亥革命结束，“跪拜礼”退出我国政治领域。目前，城市基本看不到“跪拜礼”了，“跪拜礼”只是剩留在农村祠堂祭祀、春节请家堂、亲人去世等少数庄严肃穆的场合——过去民间婚礼中“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的“三拜”，现在也基本看不到了。这样的“跪拜礼”需要我们重新审视。

目前来看，“跪拜礼”主要用于表达对逝去的先祖和亲人的感恩、怀念、悲痛，适用范围狭窄而“特定”。那些歧视“跪拜礼”为陋俗的人，如果问问那些跪在先祖和父母面前的孝子孝孙，恐怕会得到完全相反的答案，因为他们感觉非此不能表达对逝去先祖和父母的深情。

一些特殊情况下的“跪拜礼”则显示出人类情感的高贵。去年4月22日，湖南省宁乡市11名支援武汉的抗疫英雄结束医学隔离观察，回到家乡。与父母相见时，医师何奇突然跪了下来，满含热泪，其父母见状赶忙拉他起来，也流下了泪水，三人紧紧拥抱在一起，这个场面感动了所有人。这一跪里，有战胜疫情重逢不易的喜悦，也有对父母的愧疚，可谓“经历牺牲奉献，更知人间珍贵”。

当然，“跪拜礼”用错了地方，也会显示出卑劣的一面。在前段曝出的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案件中，龙雪飞表忠心求提拔，竟然向秦光荣夫妇扑通下跪，这样的“跪拜礼”属于极其“特例”，藏着太多不堪，但不具备普遍分析的价值和意义。

初一和十五的月亮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只在初一看月亮，就可能只会得出“月亮不过是一个月牙”的结论。

关键词： 清明 褒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