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恐怕是要看看有什么样精美的文物。

不过，在参与评审的考古学家看来，发掘出来的文物是否精美并不应是最先考虑的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我们评选，不是仅看出土文物是否精美，首先要看的是学术性，要看对于研究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等几个大问题是否有所助益。”

那么，此次评选出的十个考古项目，都解决了哪些重要问题?中新网记者进行了梳理。

文明溯源

在考古领域，文明溯源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人类文明如何产生?中华文明又怎样发展至今?在文字记载缺失的情况下，此类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要依靠考古实证研究。

在此次评出的十大项目中，年代最早的是距今4万年到距今1万年前后的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在该遗址距今3万多年地层中发现的磨制骨器，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磨制骨器之一。这一发掘成果对研究这一时期中国西南地区人类体质形态特征提供重要证据。

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则是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岸贝丘遗址，具有浓厚而鲜明的海洋文化属性。

发布会上，四川大学文科讲习教授李水城介绍，井头山遗址的发掘距现在的地表深达8米。由于埋藏环境是水下埋藏，所以保存了大量有机质遗存，甚至包括捕鱼的鱼篓、石器的木柄等，也包括当时人们吃过的海产品遗存等。

他认为，这一发现将河姆渡文化的上限提前了1000余年。“年代最早达距今8300年，比原来我们认识的河姆渡文化提前了1000多年。而且有明确证据表明河姆渡文化源头就是井头山所代表的这类遗存。”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经过精心选址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其年代正处于中国文明发展非常重要时期。

在距今5000年前后时，中国各地区都出现了很重要的文明起源、文明曙光的证据。李水城指出，在双槐树遗址之前，唯独河南地区在此方面显得相对薄弱，这一发现正好填补了空白。

河南淮阳时庄遗址发现了迄今所知最早的粮仓城。尽管该遗址年代未进入信史阶段，对于遗址代表哪类人群还不清楚，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原队长许宏认为，粮仓城不应属于一般的村落遗址，而应该属于在国家管理范畴下的一个具有特定功能的遗存。“这对于我们进一步探究中原早期国家、王朝的诞生与发展、当时的社会结构、相关管理制度，提供了重要线索。”

文化交流“千年悬案”或有答案

溯源之外，十项之中的不少考古项目，也推进了对中华文明内部交流的研究。

例如，河南伊川徐阳墓地的发现证实了文献所载“戎人内迁伊洛”的历史事件。

郑州大学副校长韩国河表示，在此项目墓葬发掘当中，考古人员注意到，高级贵族墓仍存在牛马羊头蹄殉葬的现象，这保持了陆浑戎本民族的一些生活习俗和特点;另一方面，墓葬所用礼器与洛阳同时期东周墓葬一致，可见陆浑戎当时处于华化过程中。

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是十六国时期高等级墓葬。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霍巍指出，该墓葬年代正处于从秦汉统一王朝逐渐走向五胡十六国民族大融合、大交流的过程之中。墓葬既吸收了中原王朝墓葬很多特点，也开启后来隋唐墓葬制度的先河。其阶梯型的长墓道延续了西晋传统，带天井的墓葬形式为隋唐时期墓葬奠定基础。

此前已引起广泛关注的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也入选“十大考古”。其中出土的银印章证实墓主人是吐谷浑王，时代是吐蕃统治时期。

霍巍认为，这一发现为解读唐与吐蕃、吐谷浑的关系，提供了非常有利的证据。“这一千年悬案有可能找到解答。”

中国考古已向“领跑”发展

今年对于中国考古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以1921年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发掘为标志，2021年正是中国考古百年。

多年来，中国考古引入了诸多先进的理念、方法。而这些方法在此次入选的“十大考古项目”中都有所体现。

例如，许宏就坦言，河南淮阳时庄遗址之所以能确定为迄今所知最早的粮仓城，正是由于现在技术可以运用土壤微结构等检测分析，考古人员才做出这样的推断。

谈及近年来中国考古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坦言，各种各样的科技考古手段、先进的考古理念均应用到实践之中。

发布会上，不止一位专家提出“科技为中国考古增添了翅膀”。用王巍的话说，科技为考古学家配置了望远镜和显微镜。“我们原来用肉眼观察不到的会有很多迹象，通过科技手段都能了解到。”

他同时强调，近年以来，中国考古有很多方法也是在自己传统方法上进行的创新。比如此次入选的井头山遗址要对距地面8米深的环境进行发掘;前几年做的南海一号水下考古也有所创新。

王巍说，“我觉得，我们中国考古从‘跟跑’到‘并跑’，再到一定领域我们已经往‘领跑’方向发展了，当然我们还要继续保持和国外的沟通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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