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有一天，歌德突然造访席勒家，发现朋友外出了，决定等他回来。为了不浪费等待的时间，歌德坐在席勒的书桌旁写些观察笔记。不多一会儿，一股恶心的怪味使歌德停下了笔。怪味是从书桌的一个抽屉里散发出来的。歌德捂着鼻子打开抽屉，发现里面装着一堆烂苹果，心想席勒写作时太痴迷了，以至于对如此难闻的烂苹果气味都毫无知觉。但席勒的妻子夏洛特却告诉他，是席勒故意让苹果腐烂的，“这种奇特的气味激发了他的灵感，没有它，他就无法写作”。据说，他的名作《阴谋与爱情》及《华伦斯坦》三部曲等，都是闻着这种怪味写出来的。

明朝张岱《陶庵梦忆》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作家都是个性独立的性情中人，因此像席勒这样有奇怪癖好的作家名单可以列出一长串：后现代文学代表作《尤利西斯》《芬尼根的守灵夜》的作者詹姆斯·乔伊斯只有身穿白色外套、手拿蓝色大蜡笔才能写出东西;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大仲马对不同颜色的纸有不同感觉，他几十年来都在蓝色纸上写小说，在黄色纸上写诗歌，在粉色纸上写随笔，没有相对应的纸就写不出那类体裁的作品;伍尔夫只用紫色墨水写信、记日记、打草稿，抄清则用绿色或蓝色，决不混淆;托尔斯泰写作时，喜欢在写字桌的一角摆上一面镜子，为的是便于随时从镜子中观察自己脸上的表情像不像笔下人物的表情;罗曼·罗兰也总是在案头放一面镜子，时刻观察自己的面部表情，借此刻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法国作家司汤达为使文笔声调铿锵，每天早上都要读两三页民法;美国作家爱伦·坡总要把自己心爱的猫放在肩头，然后才开始创作;美国当代女诗人艾米·克兰皮特无论是在宁静的海滨或喧嚣的闹市，乃至于奔驰的列车上，她总喜欢久久盯着窗户玻璃，据她说，玻璃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反射效应，只要盯上一会儿，便会才思如涌;海明威习惯于站着写作，他说：“我站着写，而且用一只脚站着。我采取这种姿势，使我处于一种紧张状态，迫使我尽可能简短地表达我的思想。”他的“电报体”小说就是这么写出来的……

不同作家对写作环境的要求也各不相同。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经常带足干粮和水，驾一叶扁舟去海上，在这样没有任何外界干扰的情况下，他写起来得心应手，进展甚快。丹麦作家安徒生则喜欢在幽静的森林里构思他的童话，一进入森林王国，他的艺术想象力就格外活跃。中国作家陈忠实写《白鹿原》，先后花了5年时间在偏僻的山村里写作，他说：“写作《白鹿原》书稿时，我觉得必须躲开现代文明和城市生活的喧嚣，需要这样一个寂寞乃至封闭的环境，才能沉心静气完成这个较大规模的工程。”相反，英国作家司各特写作时经常故意把邻居的一大群孩子请到书房里玩耍，并要求他们高声谈笑。

有的作家对某些数字特别敏感，比如杜鲁门·卡波特绝对不会在星期五开始或结束一部作品，他作为一名老烟民，在写作时放入烟灰缸的烟头从不超过3个，多余的烟头他会塞进外衣口袋。喜欢使用铅笔打草稿的约翰·斯坦贝克为了不因削铅笔而影响写作的连贯性，动笔之前总要在书桌上不多不少摆放好12支削尖的铅笔。

说到数字，许多作家对每日要完成的写作量有近乎苛刻的要求。杰克·伦敦在职业生涯中坚持每天写1000个单词，托马斯·沃尔夫坚持每天写1800个单词，斯蒂芬·金每天坚持写2000个单词，威廉·戈尔丁、诺曼·梅勒、柯南·道尔坚持每天写3000个单词，雷蒙德·钱德勒坚持每天写5000个单词。

最近法国媒体对许多知名作家作了一次调查，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没有怪癖的作家不是好作家。为什么呢?《美国墓地》的作者梯也尔·艾思说得好：“如果你想创作，就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创造出一些与日常生活不完全是一回事的时刻。”他早晨4点钟开始工作之前要大声朗读福克纳、荷马或者莎士比亚等大作家作品中的那些“充满能量”的章节。《为了一位同龄女子》的作者多米尼克·法布尔表示，他在家里写不出一个字，他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车间，一个保姆房，或者是在一个已经去度假的女同事家里”，反正不能在自己家里。看来作家真是一群与众不同的人。(何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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