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的仰韶村遗址进行了科学考古发掘，以磨制石器和彩陶为特征的史前文化——仰韶文化由此被发现。这次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由此诞生。

百年来，中国考古人筚路蓝缕、接续努力，用一个又一个考古发现丰富着中国古代历史。10月18日，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河南三门峡市开幕，多位考古学家在大会上回顾了百年中国考古学的历史进程。一个共同的观点被频繁表达：百年来丰富的考古材料已经证明，中华文明5000多年来连绵不绝。□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吴晓铃 吴梦琳

用事实驳斥“中国无石器时代”

落后就要挨打，学术界同样如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风雨飘摇。学术界文化自信全面崩塌，疑古学甚嚣尘上。日本、美国等国的学者认为，中国无石器时代，已经采得的石器是戎狄或其他异族的文化遗物;疑古派对中国古史也持全面怀疑态度，尤其顾颉刚喊出“中华五千年是胡说八道”“夏商周全不可信”的观点。

转折发生在1921年。那一年，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农商部矿政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发现助手刘长山从河南带回的矿料中，居然有石斧、石刀等石器，它们均来自渑池仰韶村。这位外国学者认为，此地可能隐藏着一个重大秘密。在亲自赴仰韶村实地走访后，安特生初步判定这里有一处中国远古时代的重要文化遗存。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1921年10月，安特生和年轻的中国地质学者袁复礼等一起到仰韶村，正式开始发掘。这次持续36天的发掘，发现了大量陶石器等文物。安特生组织的专家学者们在北京“会诊”文物后，一致同意安特生此前的判断：这就是中华民族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仰韶文化的发现，使‘中国无石器时代’的理论不攻自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表示，“此次发掘，也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由此开始。”

百年来，中国考古人在考古领域孜孜以求，不断取得重大成果。

1929年春，史前考古学家裴文中主持发掘了北京周口店遗址，在此发现了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次年发现山顶洞人遗址。“周口店猿人头盖骨的发现，是东亚地区首次科学发掘获得猿人化石，激起考古人寻找中华大地上最早出现人类的年代和文化的探索热情。”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表示。此后，相继发现了元谋人、蓝田人、丁村人等数十处旧石器时代人骨化石的遗址和数以百计的古人类生活遗址。“考古发现证明距今200万年前，中华大地就有古人类生活。北京周口店发现的用火遗迹表明，距今50万年前的先民已经能够用火，放眼世界也相对较早。”

针对20世纪80年代，国际遗传学界提出的全世界所有现代人祖先都是距今10万年前后从东非走出来的“夏娃理论”，中国考古人继续展开探索。他们在近两千个距今6万年到3万年的旧石器遗址开展考古发掘，获得了人类化石、古DNA等丰富的考古材料。发掘结果显示，这一时间段，中国北方和南方地区都有古人类生活，他们的石器制作技术和生活行为等方面仍然沿袭了本土自北京猿人时期已经形成的以石片石器为主的文化传统。“并没有出现原有文化传统被新的外来文化所取代的现象。”王巍表示，这说明中华大地的古人类及其文化极可能是“连续进化，偶有杂交”,“目前的考古材料支持以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和北京猿人为代表的古人类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

史前中国面貌渐渐清晰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百年来，中国考古从新中国成立前的蹒跚起步到现在取得丰硕成果，尤其史前时期的中国，面貌正在渐渐清晰。

事实上，当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之后，他也一度提出了中国史前文化“西来说”。中国考古学者通过大量发掘，尤其是距今9000年到7000年的裴李岗文化、北辛文化、河姆渡文化等的发现，证明了中国史前文化是本土起源。到了2002年，我国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辽宁牛河梁、河南双槐树、湖北石家河、安徽凌家滩、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峁等一大批遗址的发现，反映了各地区早期文明形成时期的状态。

在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考古人员近年浮选出炭化粟粒，这些距今1万年左右的粟为世界最早;此外，内蒙古赤峰兴隆洼遗址，也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黍。在浙江、湖南等地，发现的水稻田遗址最早可达距今万年。陈星灿表示，这些考古发现表明，至少在距今8000年前后，中国已初步形成了南稻北粟的农业经济格局，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诞生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江西仙人洞等遗址发现了9000年前的彩陶、河南贾湖发现了9000年前的骨笛等，则反映了早期中华史前先民的聪明才智和发明创造。

在距今5300年前后，良渚文明在长江流域崛起。这里拥有发达的稻作农业，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和陶器，发现了宫城等结构。尤其是城外多条水坝组成的大型水利工程，说明良渚已经具备了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或者已经进入文明社会。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纳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主流学术界广泛认可。

不只是良渚，“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流域，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西辽河流域都在当时启动了文明化进程，开启了中华文明的早期形成阶段。”陈星灿说。

仰韶文化，距今7000至5000年左右。202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宣布在河南巩义河洛镇发现一处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双槐树遗址。这处遗址发现了三重环壕、瓮城结构的双重围墙、大型中心居址以及北斗九星遗迹等，北京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等专家将其命名为“河洛古国”，并认为这里可能是黄帝时期的都邑。

山西陶寺遗址发现了距今4300年左右中国第三大的古城、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比较完整的礼乐制度等，“结合历史文献对尧的记载，这处都邑性遗址，极可能就是尧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陶寺考古队领队高江涛表示。

几乎在同一时期，全国各地区文明竞相发展。成都平原出现了宝墩古城，陕西石峁则是同时代中国第二大城址……中华版图上，文明恰如满天星斗。

丰富历史时期的灿烂图景

百年考古实践，不仅完全重建了中国史前史，也极大丰富和完善了有文献以来的历史时代历史。

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然而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甲骨文之前，就连商朝的历史也得不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那时，人们对商朝的认知，仅仅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寥寥3000多字的记载。

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在被称为“龙骨”的中药里发现了特别符号，这便是甲骨文。1908年，甲骨文学家罗振玉查明这些甲骨来自河南安阳小屯村，并通过考索辨明，安阳小屯村即为“武乙之墟”，安阳殷墟遗址从此为世人所知。1928年，中国第一代考古人董作宾在殷墟挥出第一锹。此后10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人持续在殷墟发掘，初步确认了安阳小屯村一带为商代晚期都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殷墟博物馆副馆长岳占伟介绍，“90多年来在殷墟的考古发掘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不仅使商朝历史成为信史，考古人员还在此发现了商王武丁第一任妻子妇好之墓，搞清楚了殷墟作为商朝都城的基本格局，并通过考古证明安阳北郊的洹北商城，可能是商王盘庚迁殷以前的另一个都城……”

在对夏代的探索中，考古学同样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959年夏，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率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从此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先后三个阶段的考古发掘，可以确认二里头遗址是一座精心规划、庞大有序的都邑性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领队赵海涛介绍，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青铜爵，其方正规矩的宫城和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基址群开创了中国都城营建制度的先河。“种种发现表明，二里头是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极可能是夏代晚期的一处王都所在。”

考古发掘，还频频填补着历史的空白。近百年来，湖北随州市的曾都区、汉水西岸的宜城等地，先后多次出土有“曾”铭文的青铜器。尤其1978年春夏，曾都区城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了大型系列编钟等大量精美文物，一举轰动全国。专家通过对出土青铜器上的铭文以及史料进行研究和考证，揭示出未见于史料记载的诸侯国曾国的面貌。

古蜀文明的发现，同样得益于考古发掘。1986年，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了纵目面具、青铜神树等大量造型奇特的青铜器等文物，让学术界发现原来3000多年以前的中国西南，还曾有一支发达的青铜文明。待2001年金沙遗址以及此后商业街船棺遗址等的发现，古蜀王都从三星堆迁至成都金沙的脉络也渐渐清晰。

王巍表示，中国历史时期的考古有两大学术研究方向：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三星堆、江西新干大墓等一批商代方国遗存的发现，证明商王朝对广阔区域方国产生了强烈影响;陕西丰镐、周原遗址的发现，揭示了西周王朝都城和文化面貌;春秋战国各地都城及贵族墓葬的发现，展示出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繁荣的盛景……”

10月18日，“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评选结果在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揭晓，陕西秦始皇陵、长沙马王堆汉墓、四川江口明末古战场遗址等，丰富着中国历史的面貌。“发现和构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这是中国考古人的根本任务。”王巍表示，“未来，我们还将继续从不断展开的考古工作中感受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灿烂辉煌。”(吴晓铃 吴梦琳)

关键词： 中华文明 考古 事实 无石器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