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重庆摄影报道

重庆是他热爱的故土。成都是他已经生活20年的家。从重庆去成都，他说“回”成都； 从成都去重庆，他则会说“回”重庆。两个“回”字，彰显出他对这两座城血肉难分的爱。这个“他”，就是著名诗人梁平。

熟悉梁平诗歌版图的读者都知道，重庆与成都，是他诗歌创作中极其重要的两大地理存在。12月7日下午，梁平回到重庆，在位于弹子石老街上的大众书局做了一场主题为“成渝双城和我的诗歌路径”读者分享会。在重庆诗人、资深出版人吴向阳的学术主持下，梁平真诚分享了他对成渝两座城的刻骨热爱，两座城对他人生和文学的重要意义，以及他对诗歌创作的精彩见解。梁平谈得很深刻，很深情，对自己过往60多岁的生命过往，有自己的独特反思和总结。他尤其谈到成渝双城给予他生命的各种无法替代的滋养，大山大水的重庆给了他艺术的“锋芒”，温柔静好的成都给了他懂得“和解”的重要。

老房子、尚仲敏等成都诗人专程赶来，与李元胜、金铃子、刘清泉、何房子等多位重庆本土诗人一起，全程聆听了梁平的分享会分享会，之后，成渝两地的诗人先后上台朗诵了梁平诗集《时间笔记》里的诗作。由于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是梁平的生日，大家也对梁平表达了一份诚挚的生日祝福。在冬天的江城，在长江与嘉陵江交汇之畔，在场的诗歌读者们一起，收获了一个散发着诗意之光的宝贵下午。

人生走过一甲子，最看重诗人、诗歌编辑的身份

在上世纪80年代，在川渝大地，曾兴起一股强劲的诗歌浪潮。多个诗歌流派、诗歌运动风起云涌。梁平也是80年代初开始写诗 ，但他没有参加过任何一个诗群、诗歌流派或者诗歌运动，“我从来不在任何一个诗歌群落的花名册上。但是对任何一个诗歌流派、诗歌群体、群落，都不排斥，我们的文学交流一直都很通畅友好。”

写作几十年，梁平的诗集已出版了13种，另外有诗歌、小说、散文随笔出版。其中2020年4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时间笔记》，被梁平视为自己“迄今为止最重要的诗集”，“这是我用时间划分的方式记录我的生命经验，辨别人生的重要成果。虽然这个时间划分不是很严格，但的确是我感受到的时间，是我生命的感受和经验。”

梁平除了写诗，还写小说、散文、评论，做诗歌编辑。他是《草堂》诗刊主编、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说到他的哪一个身份他最看重，他的回答很干脆，“肯定是诗人、诗歌编辑。在我活过的60多岁的人生生涯中，做诗歌编辑， 做诗人的时间，占据的时间是最长的。”梁平曾在位于重庆的《红岩》杂志当过3年主编，在位于成都的《星星》诗刊当过15年主编，在《草堂》诗刊当主编也已经有六年时间了，“我是把‘诗歌编辑’这个职业当成我真正的核心身份的，这是我认知世界的一个证据，我很重视这个证据。”作为资深文学编辑，梁平也坦言，看到一大批作家的成长，内心是宽慰的，“作为一个老编辑、老诗人，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宽慰：看到茁壮成长的青年作家、诗人从我眼前走过，他们的掌声背后的有我曾经的一份力量。”

以成渝双城为基地进入“有根的写作”

任何一位成熟的作家，都有一套自己的艺术创作理念。梁平也不例外。他谈到自己理解的何为“有根的写作”，“与上世纪八十年韩少功提出的‘文学寻根’不是一个概念。韩少功说的是文学概念上民族文化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的根的挖掘。我谈的‘有根的写作’，指的是作为个体的写作者物理和生理层面上，影响你生命轨迹、完成你生命塑型的根。不管是轰轰烈烈还是平平淡淡，这个根每个人都有，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意识去认真梳理。”

近年来，梁平一直在自己的写作中梳理这个“根”，“长诗《重庆书》，系列、批量的组诗《重庆词典》《成都词典》以及去年出版的《时间笔记》和今年出版的《忽冷忽热》，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写作到现在，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可以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固执地在为这个根而写作。这个过程中很多时候是寂寞的、迷茫的，甚至是很长时间看不到光亮的，因为他不是我们司空见惯的表象，而必须扒开这个表象进入内核，还必须超然于这个表象，就会发现与你生命息息相关的那些触手可及的草木虫鸟，以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这些人的生态关系、生存状态、生活质量，以及人格和精神的轨迹。因为这个根的梳理，我所希望看的是，我的写作能够结结实实，有血有肉有骨头，那些天马行空的书写离我渐行渐远。我固执地为这个根而写作。这其实是一个多么艰难的选择和挑战。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与生俱来有一种隔阂、甚至是敌意。这个有根的写作，让我有了明确的写作路径，那就是努力消减这样的隔阂和敌意，与人、与自然、与社会的不平衡达成最大尺度的和解。”

从屈原陶渊明杜甫李白苏东坡到村上春树

剖析何为有“我”的写作

关于“我”的写作，梁平的分享也很深刻。他说，自己发现，近些年，很多人写诗会回避把“我”植入进去 ，似乎植入“我”进去是不太受待见的行为，“ 我觉得这很荒唐。其实古今中外，无论大小的‘我’，在诗歌中出现举不胜举。中国诗歌传统从《诗经》以来如数家珍地‘我’，比比皆是，包括后来屈原厄运之后汨罗的净身，李白入世失败之后寄情山水，杜甫的退隐，苏东坡的官隐，陶渊明的归隐等等，‘我’在其中活灵活现。海明威做过记者，经历了2次坠机事故生还，4次婚姻，最后饮弹自尽，他伟大的作品和他不能复制的‘我’造就了他成为世界作家中的神。米沃什当过记者、教师、外交官，甚至被限制过母语写作。米沃什的诗里面大量出现的‘我’、‘我们’就是他的骄傲，他的‘我’能够成为他所有经历、所有认知的证据。”

从屈原、李白、苏东坡，梁平还谈到他最近阅读村上春树的非虚构作品《弃猫》的感受，“在这本书中，也有村上春树对自我身世的探寻和内心的挣扎，写得很动人。”

在此基础上，梁平认为，诗歌其实更需要“我”以自己的面目出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包括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形状以及出场的仪式感。我的关于有根的写作带出来的‘我’，客观地说，是‘我’找到的进入这个世界，辨认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切口。我的这个切口，就是佩索阿说过的一句名言：‘我想成为的那个人，和别人把我塑造成的那个人的缝隙’。所以，我很乐意让‘我’出场。这个‘我’，不是一己之私，而是一种人格塑造、 精神谱系 。我必须把‘我’植入写作进去 。这就不是小我，而是与自然发生联系的超我、大我，是‘我’所有经历的人和事，身体、思想，所感知的人类、自然、社会以及形而上、形而下的所有的证据，是’我’进入这个世界、体察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口。”

“成渝双城两种营养在无声融合，汇合成我的写作骨血，是我认知这个世界的原乡”

身为重庆人，在成都已经生活超过20年，梁平坦言，两个城市的气质给他的东西，已经在诗歌创作上发生了融合，“当我写诗的时候，哪怕是一首小诗，我不希望它是平淡的，哪怕表面是风轻云淡，在字里行间一定要藏有一把刀，有锋芒。这是重庆给我的。成都的城市气质则温柔沉静，影响到我，让我开始意识到消灭隔阂、敌意的必要。现在的我希望在我的笔下，能出现最大程度的和解 ，这是成都带给我的。 这两种营养在无声融合，不知不觉让我的生命和写作都在调整，汇合成了我的写作骨血。”

梁平特别提到重庆与成都两个城市，对他是根系之城，“我已经年过花甲，在我生命的长度中，这两个城市就是我认知这个世界的原乡。 它们不仅仅是我半生、或者大半生生命的栖息地，更是我大到对人类和世界的认知、我的所思所想的成型的原乡，也是我肉身的七情六欲和嬉笑怒骂的集散地。这种根，不仅仅是物理的肉体的沉淀，还是我对人、自然、社会、世界思考的根系所在地。”

随着成渝双城经济圈的持续深入建设，成渝的诗歌交流也正逐步加深。作为一个纵横来往于成渝双城的诗人、资深诗歌编辑，他对重庆的诗歌和诗人也给予了很多的关注，“我也期待重庆出现更多年轻诗人和作家，写出更多的好作品。《草堂》和《青年作家》杂志都非常乐意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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