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在孤独与困惑中辞世。

1986年，清华大学建筑系为梁思成诞辰85周年举办了纪念活动。活动当天，走上讲台的梁再冰，泪水夺眶而出。后来，更多人知道了梁思成和林徽因。

近日，梁林之女梁再冰首度以第一人称撰述出版了回忆录《梁思成与林徽因——我的父亲母亲》，回忆双亲一生对于国家、民族、事业、友人、儿女赤诚又炽热的爱，讲述他们考察、研究、保护古建筑的一生。

1946年夏，梁家南渡迎来北归，安稳的生活时隔9年降临清华园。一天，17岁的梁再冰和母亲林徽因一前一后分乘两辆三轮车，经过北海前的“金鳌玉蝀”桥，林徽因突然向前面的梁再冰大喊：“梁再冰回头看！”

如今已届鲐背之年的梁再冰依然记得那次回头看，“夕阳下，五彩缤纷的‘金鳌玉蝀’桥，同半圆的团城城墙高低错落有致，美丽极了！只可惜我当时没有一架摄像机能将这一画面永远留下。”

今天，林徽因和梁思成都已去世多年，“金鳌玉蝀”桥也在北京城的改造中被另一座桥取代。梁再冰首度以第一人称撰述出版的回忆录《梁思成与林徽因——我的父亲母亲》，以独特的女儿身份与家庭视角，回忆双亲一生对于国家、民族、事业、友人、儿女赤诚又炽热的爱，讲述他们考察、研究、保护古建筑的一生。

《梁思成与林徽因——我的父亲母亲》

“现在市面上关于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书很多，这本书的特殊之处是来自他们的至亲，视角独特，部分照片、梁家家书和梁再冰的日记，都是第一次公开。”该书责任编辑易娜告诉记者。谈起亲爱的爹爹妈妈，梁再冰仍会激动不已。“我能感受到她非常怀念她的父母，她常常说着说着就流泪了，或陷入思念中，长时间沉默不语。”梁再冰女儿、该书执笔者于葵说。

在梁再冰的记忆中，有林徽因拉着年幼的她在院子里踱步；有家中洗澡盆里泡着的古建筑底片；有梁思成把着她的手作画，寥寥几笔，院子里的树和房子便跃然纸上；有抗战爆发后去往昆明的拥挤不堪的汽车上，林徽因指点她多看沿途风景；有困守李庄时，梁思成带她去镇上典卖派克钢笔和手表；有新中国成立后，家中到处摆放着的红金两色的国徽图案……在她心目中，梁思成和林徽因是建筑学家，也是给予儿女很多很多爱的父母。

1949年，梁再冰南下前与父母合影。

1月9日是梁思成逝世50周年纪念日，“爹爹离开我已经50年了。可是在我心目中，他依然还是那位调皮风趣的‘不老’父亲。”梁再冰说。

梁再冰家中，至今挂着一张她婴儿时期和母亲的合影。照片中的林徽因，美丽，温暖，面向女儿的神情充满慈爱。晚年的梁再冰，还会看着照片向家人感叹：“我的妈妈多漂亮啊！”

婴儿时期的梁再冰和林徽因的合影，这张照片至今挂在梁再冰家中。

“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

“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的讲给你听……”

这是林徽因1937年7月写给女儿的信的开头。当时，她与梁思成等人刚刚结束在山西五台山的古建筑考察，在五台山豆村找到了佛光寺，通过详尽的测绘调查，论证佛光寺建于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梁思成一向所抱着的国内必有唐代殿宇的信念在此得到证实。

然而，就在他们考察期间，七七事变爆发。

历经波折从山西回到北平后，林徽因给在北戴河的梁再冰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绘制了此次考察与回程的路线图，还特别将他们途经的雁门关标注出来，并在旁边留下一行小字：“叫二哥（梁思成姐姐梁思顺之子）给你讲讲雁门关杨六郎的故事。”

七七事变后，林徽因在给梁再冰的信中手绘的路线图。

“今天再读妈妈这一行提示，我依然可以感受到她当时的心情和用意。”梁再冰认为，母亲当时不仅是在鼓励她，也是在鼓励自己。

信中，林徽因这样解释七七事变，“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一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知道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方，这一次又是为了点小事就大出兵来打我们”，并坚定地说，“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

此时的林徽因，还不知道战争开始后，自己和丈夫的事业、家庭以及身体将经历怎样的磨难与摧残，但她认真地告诉年仅8岁的女儿，“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不久之后，林徽因和梁思成便抛下北平相对安逸的生活，带着年幼的女儿梁再冰、儿子梁从诫以及林徽因的母亲，一起踏上南渡之路。他们先从北平到长沙，停留两个月后，再前往昆明，后又迁往李庄。一路上，他们经历了贫病交加，甚至死亡的阴影笼罩。

在长沙，梁再冰第一次感觉到一家人的生活完全变了样，没有四合院和花草树木了，没有单门独户的住所了，没有厨师和保姆了，父母必须自己动手做饭，洗衣，打扫卫生，照顾孩子，“对于不习惯、也不熟悉家务劳动的爹爹和妈妈来说，这当然是非常辛苦的差事”，但让梁再冰意外的是，父母对此很少抱怨，“爹爹和妈妈立即开始学习做家务，还常常互相调侃，生活骤然变苦，家里却依然有趣有乐”。

梁家与朋友在昆明的合影。

1938年1月，到达昆明后，旅途的劳累加上当地的潮气，使梁思成得了严重的关节炎，脊椎毛病也恶化了，不能在床上平躺，只能日夜半坐在一张帆布软椅上。在这期间，有美国的大学和博物馆写信邀请他到美国访问讲学，但是，“父亲不愿在这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离开自己的国家，哪怕是暂时的……”梁再冰在梁思成诞辰85周年的纪念文章里写道。1939年秋，大病初愈的梁思成，便和刘敦桢带队赴川西开始新一轮田野调查。

在缺医少药、条件艰苦的李庄，林徽因连续几个星期高烧40摄氏度不退，梁再冰早上起床，常常看见她的床前挂着许多汗湿的毛巾，虽然最终撑了下来，但林徽因从此失去了健康，需要长久卧床休息，可她稍有好转，便继续协助梁思成做建筑学研究工作。

1940年冬，林徽因卧病李庄。

抗战胜利后，梁从诫有一天与林徽因谈起1944年日军攻占贵州独山的危局，梁从诫问林徽因，如果日本人真打进了四川，打算怎么办？林徽因若有所思：“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梁从诫急了：“我一个人在重庆上学，那你们就不管我啦？”林徽因握着儿子的手，仿佛道歉似的小声说：“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这份平淡语气中蕴含的凛然之气，让梁从诫的泪水夺眶而出。

“我们遍体鳞伤，经过惨痛的煎熬……我们不仅体验了生活，也受到了艰辛生活的考验。我们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但我们的信念如故……”1946年2月，林徽因在给美国友人费慰梅的信中，这样描述战后与老朋友重逢时的心情，和9年前“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是那么相似。

1935年，梁思成、林徽因与费慰梅合影。

“走上一条非凡的建筑人生之路”

梁思成和林徽因对国家和民族的感情，与他们在建筑领域的追求是融为一体的。作为中国建筑学界一代宗师，早在美国留学期间，他们便立志回国后研究中国建筑史。

留学美国期间，林徽因（前左）、梁思成（前右）和朋友在一起。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时，有教授问梁思成，你们中国有建筑史方面的著作或研究吗？这让梁思成意识到中国建筑研究的空白。大二那年，梁思成收到父亲梁启超寄来的古代建筑术书《营造法式》。梁思成又惊喜又苦恼，惊喜于早在12世纪初，中国就有这样完备的一部建筑术书。苦恼的是这部著作对当时的他来说，如天书一般无法看懂。

“从那时起，破解这本天书成为爹爹的梦想和追求，引领他走上一条充满荆棘却精彩非凡的建筑人生之路……爹爹由此萌生了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强烈愿望。”梁再冰介绍。

从此，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人生与中国建筑再也没有分开。1928年夏，他们留学归国，秋天便赴沈阳，创办了东北大学建筑系。1931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回到北平，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当时，日本已经侵占东北，华北也笼罩在战争阴影中。根据历史经验，每一次战争，古建筑都要遭殃，营造学社因此加紧了考察，他们希望，如果将来这些古建筑不幸被毁，至少能留下一些资料。

当时兵匪横行、交通落后，许多有考察价值的古建筑又零散地分布在华北大地上那些条件艰苦的穷乡僻壤，但梁思成、林徽因以及整个营造学社换乘各种交通工具，甚至骑骡子，6年中辗转15个省200余个县，实地考察测绘了2700多处古建筑。

1933年，林徽因于河北正定开元寺。

父母外出考察时，年幼的梁再冰喜欢搬个小凳子，坐在院门口等待父母归来。小小年纪的她已经隐约感觉到，父母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有一个比这个小家大得多的世界，“我很小就有这个感觉，我们这个家只是他们那个很大的世界的一个角落吧”。

梁再冰还记得，在李庄，由于背痛，梁思成画图时找来一个花瓶支撑自己的下巴；为了恢复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没有印刷设备，梁思成他们便自己刻蜡版石印，全家人包括林徽因的母亲都参与进来，一针一线装订成册；没有经费再做野外考察，梁思成和林徽因便投入全部心血梳理以前的考察成果，撰写出一部具有现代新意的《中国建筑史》……

有学者形容这一时期的梁思成为：“以殉国者的姿态对他所从事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做出总结。”

《图像中国建筑史》梁思成 英文原著

抗战迁徙途中逗留长沙期间，最令梁再冰印象深刻的，是每一次与朋友聚会结束时，梁思成带领大家唱《义勇军进行曲》：“‘歌咏队’中男女老少都有，父亲是‘乐队指挥’，他像当年指挥清华学堂学生军乐团一样认真……”

多年后，《义勇军进行曲》又出现在梁思成父女共同的生命中，1949年9月29日，在位于汉口的新华社四野总分社任编辑的梁再冰，收到梁思成的一封信，信中讲述了他参加第一次政协会议的情景：“关于国歌之选定，张奚若伯伯同我可以自夸有不小的功劳，那是我首先提出的，同时也有许多人有那意思……有人主张改词，我认为不必……我的主张得以胜利的通过。当晚散会之前，我们围着毛主席高声同唱第一次的‘国歌’，高兴兴奋无比。那是最可纪念的一步。”

梁再冰回忆说，“我看到这里时，脑海中立即浮现出他在长沙指挥我们唱这首歌的情景，也不禁激动起来。”

不仅仅是国歌，梁思成和林徽因当时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1950年6月底，梁再冰由四野总分社调回北京新华社总社，当时她离开家已经一年多，“妈妈整日给我写信，催我回家，想念我想念得不得了”。然而，当梁再冰回到清华园家中时，全心投入国徽设计的林徽因，对于女儿的归家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惊喜，“我觉得自己就像只是去了一趟大街上买东西”，梁再冰这样形容。

不仅如此，回到阔别一年多的家时，梁再冰惊奇地发现，家里沙发上、桌子上、椅子上到处都是红金两色的国徽图案，好像家里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国徽“作坊”。在梁再冰的记忆中，“那段时间，爹爹和妈妈整日全神贯注地埋头工作，似乎将其他一切都暂时忘记了……我觉得妈妈已经完全忘记了她自己是一个身患重病的人，她周围的人往往也不太把她当病人看待……”

梁思成病中与林徽因讨论国徽方案。

后来，面对天安门上的国徽，梁再冰有种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心情：“在那个红色中有着父母的心血，那个金色中也有着父母心中的辉煌。”

“爹爹和妈妈是一体的”

在梁再冰看来，人前光彩夺目的林徽因，幕后的角色更加不容忽视。“在与爹爹共同的事业奋斗中，有很多她参与并作出重大贡献的工作，有时她只是编外人员，常常没有头衔也没有名分，却又是父亲团队中不可缺少的，甚至是灵魂人物。”

显而易见，梁思成持同样的观点。1946年，他一生重要的学术成果《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序言中，讲述了林徽因对于他和他的建筑事业无与伦比的重要性。“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旧日的同窗林徽因。二十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从在大学建筑系求学的时代起，我们就互相为对方‘干苦力活’，以后，在大部分的实地调查中，她又与我做伴，有过许多重要的发现，并对许多建筑物进行过实测和草绘。近年来，她虽罹患重病，却仍葆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苦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她。没有她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1931年，梁思成、林徽因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后于北平合影。

梁再冰有一句话，精准地形容了梁思成与林徽因二人在事业与感情上的不可分割，“爹爹和妈妈是一体的”。

这句话说的是梁思成一开始选择建筑，便和林徽因有关，甚至可以说是林徽因引导他认准了建筑这一领域。在梁再冰的记忆中，“爹爹和妈妈在一起总有着说不尽的话题，常常兴趣大到将我们小孩子‘晾在一边’”。

这句话说的是梁再冰记忆中的西迁路上，尽管旅行紧张又充满困难，林徽因和梁思成配合默契，“譬如打包行李时，他们两人合作，很快地就能把一大包被褥枕头打成一个结实的铺盖卷儿，然后用油布包起来”。

这句话说的是梁再冰记忆中的昆明，为了给梁思成去川西考察创造条件，林徽因坐镇主持营造学社的日常工作。与此同时，她还大量阅读、查阅文献并做笔记，为营造学社的研究作文献准备工作。

这句话说的是梁再冰记忆中的李庄，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林徽因曾一遍一遍地对梁思成说：“营造学社一定要坚持下去！”而为了照顾重病的林徽因，梁思成学会了打静脉注射。

这句话说的是在梁再冰的记忆中，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聘梁思成主持筹建清华大学建筑系，但梁家返回北平没多久，梁思成便赴美考察，并受邀在多所大学讲学，后来还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建筑大师一起，讨论联合国大厦设计方案。

梁思成参与讨论联合国大厦设计方案。

筹办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工作，便落在了林徽因和一批年轻教师身上，“那时我常在母亲身边，我觉得她是拼尽全力做这件事情”，“从桌椅板凳等琐碎的行政事务，到专业性很强的为初学者讲授建筑课程这样的学术问题，母亲全部参与其中”。

林徽因与清华大学建筑系部分师生合影。

1955年3月31日晚，林徽因病危，在医院，梁再冰目睹了父母的诀别。“护士把爹爹搀过来时，他坐在妈妈床前，拉着妈妈的手放声痛哭，我一生从没见过爹爹如此流泪，他一边哭一边喃喃不断地说：‘受罪呀，徽，受罪呀，你真受罪呀！’”

“那一刻我觉得，他们的关系是如此紧密，在他们生离死别的这一刻，任何‘外人’，哪怕是我，也不能打扰他们……”多年后，梁再冰这样描述当时的感触。

“被这样细致地爱过可真好啊”

2021年8月，“栋梁——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献展”开展不久，展品中那封林徽因在七七事变后写给梁再冰的信上了微博热搜。大家感动于林徽因家国情怀的同时，也为她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对女儿的浓浓爱意而感慨。

在那样一个紧张的时期，林徽因给女儿的信仍是耐心细致又充满呵护的，她一件一件地讲述了此次山西考察回程的行程和中国遭遇日本侵略的事，又嘱咐女儿，“你做一个小孩，现在顶要紧的是身体要好，读书要好，别的不用管。现在既然在海边，就痛痛快快的玩”，“请大姐（梁思顺之女）多帮忙你学游水。游水如果能学会了，这趟海边的避暑就更有意思了”，而且仍记挂着“你要的衣服同书就寄过来”。

七七事变后，林徽因写给梁再冰的信。

“被这样细致地爱过可真好啊”，一位网友的感叹得到数万人的点赞与转发。

这封信也是易娜在编辑过程中最感动的细节，“我第一次见到这封信的原件时几乎落下泪来，这位妈妈是发自内心尊重一个只有8岁大的孩子，并没有觉得她听不懂，而是那么认真地把爸爸妈妈在做的事情告诉她。”

另一封父亲写给女儿的信同样感人至深，那是林徽因去世四个月后，梁思成写给梁再冰的，那一天是梁再冰的生日。

“宝宝，今天我又这样叫你，是因为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特别是今年，我没有忘记今天。二十六年前的今天二时一分，我初次认识了你，初次听见你的声音，虽然很久了，记忆还不太模糊……我记得去年今天，你打了一个电话回家，妈咪接的，当时她忘记了，后来她想起，心里懊悔，难过了半天……宝宝，今天我特别想念你，告诉你，爹爹是那样疼爱他的好女儿……”

梁思成与襁褓中的梁再冰。

梁思成和林徽因是梁再冰心目中的楷模，更是一对慈爱的父母。“他们给予我的爱可能比一对普通的父母更多、更深……爹爹梁思成是我最喜欢亲近的‘老友父亲’，他总是耐心聆听我的感受……妈妈林徽因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导师和最贴心的朋友，她总是兴致勃勃、平等地同我们小孩谈天说地。”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林徽因似乎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女神，其实她极为善解人意，善于照顾亲友，更是一位好母亲。”于葵告诉记者。

林徽因与子女在北总布胡同三号家中。

幼年的梁再冰特别依恋母亲，“每到我生病时，妈妈就把我抱到她的卧室中，自己照料我……她兼有医生的观察和判断能力、护士的细心和妈妈的体贴”，梁再冰回忆说，有一次她生病时夜里醒来，发现林徽因根本没睡，一直在听着她的动静。

不仅如此，“成年以前，我的许多衣裙都是妈妈亲手缝制，我怀孕后，她又亲手准备了一大摞婴儿小衣裳和小被子。”世人眼中风华绝代的女性，依然心甘情愿用“慈母手中线”表达对女儿的爱。

东城北总布胡同三号院，是1929年夏天出生的梁再冰记忆中的第一个家。鲐背之年的她，仍对这个家中诸多温馨的细节记忆犹新。她记得母亲为她做布娃娃，先把棉花塞进袜子，用布绷上，然后在上面画一张“超级可爱”的脸；父亲为她设计儿童房间，里面所有的书桌书柜，都是梁思成亲手制作的；母亲抱给她一只小猫，让她起名字，她随口说就叫“明儿好”吧，从此这只猫就叫“明儿好”了；为了帮助她克服怕狗的心理，父母送给她一只小白狗，还给狗取名“冰狗”，以强调这是梁再冰的狗……

林徽因与子女在北总布胡同三号家中。

往西南迁移的路上，炮火与困境中，梁思成和林徽因仍竭力让一双儿女开心一些。在简陋的旅馆里，梁思成教孩子看地图，辨识一路走过的城镇山川；在贵州晃县，林徽因突然感染了肺炎，高烧两个星期，梁思成一个人撑起全家老小的生活，他每天支起小炉灶为妻子熬药，照顾重病的妻子，在这样焦虑的日子，他见两个孩子闷闷的，便每天带着他们去河边“打水漂”。梁再冰至今记得梁思成跃起投石的漂亮姿态，“一块小圆石从他手中飞向河心，落在水面竟然跳起一二十下。”“我和弟弟跟着爹爹奔跑跳跃，一时忘记了这一路的狼狈和困苦。”在昆明郊区，住房条件差，但在梁再冰的记忆中，不论住在怎样简陋的房子里，林徽因都会尽可能做一点美化。“我觉得我老妈真神了，怎么一下子就能把这样一个小破房间变得如此舒心可爱。”

林徽因与梁再冰在昆明麦地村居所。

梁思成外出考察期间，林徽因一个人承担起所有家务，甚至在赶集日一个人背回一家人一周的菜，但对于梁再冰来说，昆明乡下的日子却是一段快乐的时光。她那时留下来的日记里，几乎每篇末尾都是“我快活极了！”很多年后，梁再冰才意识到，是母亲的辛苦付出，让她在艰难的岁月里仍拥有了一个快乐的童年。

尽管经济日渐捉襟见肘，林徽因还是坚持给孩子们买书，但并不是刻意督促他们看什么书，而是顺其自然让他们凭兴趣阅读。梁思成和林徽因也给孩子们讲授经典名著，梁再冰至今记得昆明的小院里，梁思成为她讲解《左传》，记得林徽因在病榻上，引领她走进了广阔丰富的文学世界。

在李庄，梁家的生活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林徽因卧病在床，通货膨胀让食品的价格越来越贵，实在无米下锅时，梁思成便带着梁再冰到宜宾镇上，典卖家里的派克钢笔、手表和林徽因的一些衣物，梁思成常常开玩笑：“我们今天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清炖’如何？”

那些日子，在给费慰梅的信中，林徽因这样调侃自己：“我正在继续扮演经济绝招的杂耍演员，使得全家和一些亲戚、同事多多少少受到一点好的照顾。我必须为思成和两个孩子不断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小衣和袜子……这比写整整一章关于辽、宋、清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都还要费劲得多。”

梁思成也在信中这样描述李庄的日子，“煤油灯下，我们做着儿童的棉底鞋，点火做饭，买便宜的粗粮，我们回到从前，过着像父母十几岁时一样的生活，但却从事着现代工作。”

1941年，林徽因卧病李庄。

这样一贫如洗甚至贫病交加的生活，留给梁再冰印象最深的，却是父母的“苦中作乐”，“他们常常相互调侃”，“很少看到他俩愁眉苦脸的”，“他们用自己做到的一切，告诉儿女如何面对危机、如何面对生活的突变、如何坚守自己心中的那份挚爱”。

北平和平解放后，在北京大学西语系读大三的梁再冰决定南下参军，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开始不同意，“父母很不愿意我走……我母亲哭啊，哭得很伤心”，但父母最终还是选择尊重女儿的决定。梁再冰记得，临行前林徽因带着毛巾等生活用品来看她，在她的铺盖上坐了很久很久。

就这样，梁再冰离开父母走向社会，此后大半生都在新华社从事国际报道工作，但父母的爱伴随了她的一生。

“常与爹爹妈妈不期而遇”

由于战争期间损毁了健康，林徽因51岁就病逝了。然而，对于林徽因在1955年的过早离世，她的儿女都认为是种幸福。“相比爹爹后来所经受的磨难，很难想象妈妈如果还活着的情形，如此对她来说，也算是种福分了。”梁再冰说。

林徽因同梁再冰在颐和园。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在孤独与困惑中离世。

1986年，清华大学建筑系为梁思成诞辰85周年举办了纪念活动。活动当天，走上讲台的梁再冰，面对台下的热烈掌声，泪水夺眶而出。因为，“爹爹终于得到了公正的评价，以及人们的理解和爱戴”。

后来，更多人知道了梁思成和林徽因，但不少人的兴趣却集中在林徽因那些并不存在的“感情”上，忽视了真实的她。

于葵介绍，她和家人协助母亲出版这本书，也是希望人们多了解真实的梁思成和林徽因。

1928年3月，林徽因与梁思成新婚燕尔。照片均由梁再冰提供

梁再冰第一次接触林徽因的诗歌，是在李庄林徽因的病榻前，她曾经将妈妈的诗抄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后来，经历诸多世事沧桑，1979年，梁再冰和梁从诫在一起，聊起妈妈作诗的事。那时，林徽因已经去世20多年，当年手抄的诗歌也早就不在了。然而，当他们开始回忆妈妈的诗，竟然把一首诗完整背了出来。他们既惊讶又惊喜，母亲那些美好的诗，竟然如此深刻地铭刻在自己的记忆中。

从小，梁再冰就常常跟随父母在北京城里到处游玩，梁思成曾带着她爬上景山，让她顺着他指向的中轴线，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眺望，俯瞰城市的完美布局和规划。

“父母总是引领我们感受世间的美好。”梁再冰说。

退休后，梁再冰用另一种方式走进了爹爹和妈妈的世界，她带着《梁思成全集》，重走了父母当年考察古建筑的路。在回忆录的结尾，梁再冰深情写道：“人们想念亲人，常常会在梦里与他们相会。而对我而言，走过北京大街小巷，或穿越山间古庙，也常常与爹爹妈妈不期而遇。”

（本文转载自新华每日电讯，原题为《梁思成逝世50周年之际，女儿梁再冰深情忆父母》。）

关键词： 父亲 母亲 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