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刘珈汐

似乎再没有比故乡更肥沃的文学土壤了。它滋养作家的身体，也丰盈作家创作的灵感。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不管是鲁迅、张爱玲，还是沈从文、孙犁，抑或是陈忠实、莫言等等，他们作品最核心的秘密，总离不开故乡。

当代实力派作家王跃文的家乡是湖南怀化溆浦。溆浦，称得上是最早的文学地标之一。2300多年前，伟大的诗人屈原流放于溆浦，生活多年，写下《离骚》《九歌》《涉江》等楚辞名篇，其中有“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之句。其境内水脉溆水，南起金子山，汇流西注沅水。至此，一条熟悉的文学之河映入我们的心田。

2022年底，王跃文推出自己的重磅新作《家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联合推出，引发文坛和读者高度关注、点赞。这是酝酿三十年、构思近十年，以书写回馈故乡的心血之作。54万字的《家山》，以湘地乡村和风土人情为题材，描写南方乡村沙湾在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结构、风俗民情、耕织生活、时代变迁。其中包含了王跃文的经历、思考和情感的人生积淀，凝聚了王跃文全部的生命体验和感悟。这部小说也被中国作协列入“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第一批书目。

语言是构成文学作品的最基本的要素。语言堪称是一部小说的“脸”，迎面而来。方言是活在人民口头上的语言。《家山》中的地道方言俚语和民间语文，堪称明珠闪烁，这让整个小说有了自己清晰的面貌和确切的口音。对联、书信、报刊、官府告令、口号标语等特殊文本在小说中俯拾即是。文中人物的习性、声口和形象，都受当地的风俗风情和山水阳光陶冶自然而然呈现出来。他们有自己的语汇、修辞和幽默。读起来犹如在纸上进入了湖南的风土，感受当地的阳光、风和雪。

王跃文不是在写诗，但是他的小说里诗意流动。考虑到这是长篇小说体裁，王跃文的才能更显卓越。有评论者称：“王跃文用54万字的溆浦方言构建了一座体量庞大的文学殿堂，熠熠生辉。”

王跃文

《家山》全书开篇第一句就写道：“四跛子的阿娘桃香，沙湾人尊她作乡约老爷！”这里的“阿娘”，就是妻子、老婆的意思。溆浦人称呼妻子为阿娘，称呼祖母和奶奶为娘娘，小孩叫年纪大的女性均叫娘娘，称呼姨妈为姨娘，称呼伯母为伯娘，称呼老妈为老娘。“阿娘”是把妻子当作娘来看待和尊重。

《家山》里有故事，有人物，有情节，但不刻意讲故事，也不注重简单的外在冲突，而是深描细述寻常百姓的烟火人生。读起来气脉顺畅，像流水一样，拋弃对生活和历史的概念化先验定义，回到原生态、日常和真实的生活。小说中的关于各种物的名词，新鲜、贴切，令人应接不暇，读来唇齿生香。王跃文从小在乡野间长大，各种农作物、动植物、生产工具、时令节气，他都很熟悉，也因此感恩自己的内心世界也因此而丰富。“世界是名词组成的，我们掌握的名词越多，我们知晓的世界就越广阔。”

王跃文

作为一名作家，王跃文没有辜负自己生长的土地，继承营养，开拓新途，以艺术作品的方法，再现了自己的故乡。

2023年初，封面新闻记者独家专访到王跃文。

王跃文

王跃文：“太熟悉那方水土，做不到用格式化的普通话写作”

封面新闻：从早期一些对社会问题较为关注的文学创作，到回归乡土田园的《漫水》《家山》，您觉得自己这些年在写作上的变与不变分别是什么？

王跃文：变与不变是每个人身上的“哲学状态”。我从开始文学写作到今天已有34年，这么长的时间，很多东西想不变也做不到。但我自己身上无意刻意坚守却从未丢失的是对人间热切的爱，对黑恶深切的恨，对美和善不懈追求。这些，都是我永远不可能变的。

封面新闻：对乡村社会的感受，不同的人是不同的，比较复杂，一言难尽。不同时代的乡村，不同地理方位的乡村，都各有不同。你用一部长篇小说表达出了你对1927年到1949年之间，湖南乡土故里的感情。你觉得你们那里的乡土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它的个性和共性分别是什么？

王跃文：我写《家山》时，通过阅读史料和相关研究专著，有意观察和了解过东北、西北、西南、华南等各地乡村旧时代的情况，包括经济、民生、风俗、大事件等等，总的感觉是过去中国的乡村中也有非常恒稳的东西，即传统文化教化和滋养着各方百姓；同时，过去中国的乡村又相当脆弱，尤其进入民国乱世，内政腐败，外敌入侵，灾害频发，乡村越来越积弱积贫。比方《家山》里的乡村沙湾，尽管乡风民俗总体良好，但遇到战争、苛捐杂税、大洪灾，各种人间悲剧就可能发生。所以，我小说时写到的乡村对那个时代的中国乡村有某种概括性和代表性。

封面新闻：现在春节你会回乡吗？对现在当下的乡村社会是怎样的感受？

王跃文：我现在过春节多选择回到故乡，一则是陪伴老人，二则也是眷恋家山。我很享受在乡村过春节，尽管如今乡村的年味同往年比也大有不同。生活是往前走的，有些丢失的东西虽然可惜，但未必是需要找回来的。每代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没人可以规定他们。比如，我小时候除夕夜一家人必须围坐在火塘前守岁辞年，说着一年来的不易，祈愿来年事事吉祥。长辈勉励后辈，后辈祝福长辈。现在，很少看到一家人除夕夜坐在一起守岁辞年了，不同年龄的人有不同的过年习惯，这也正常。但是，家人间相互的爱和关怀，却不能因过年习惯的改变而改变。现在农村经济面貌变化很大，家家户户都修了新房子。我的老家完全不是过去乡村的样子，很像小集镇了。一方面是乡村文明程度越来越高，乡村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法律意识、审美水平、眼界视野等等，都大大进步了。一方面是优良的乡村传统慢慢遗失，比如邻里间的信任与互助、宗亲共同体意识、仁德尚义的风范效应等等，大不如以前了。人们更多的权衡利害，计算得失。

封面新闻：在《家山》这个小说里，除了能看到乡村反射出来的家国历史，生动的人物形象，还能看出乡村社会里的重情的人际往来、生活逻辑、法则，特别是与自然四时八节相互呼应的健康生活。这一点反倒是城市里失落的东西。你对小说中人物过的生活，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王跃文：旧时代乡村生活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中国哲学的人间样本。人们日常起居、春种秋收、婚丧嫁娶、年节往来，都应时应年应景。就连小孩子的游戏都是分季节的，春天放风筝，春风浩荡中纸鸢冲天；夏天捉蝉，顽童在这个季节随处可寻到蜘蛛网制作捕蝉器具；秋天打陀螺，这个季节才有棉花树杆皮子做鞭子；冬天踩高跷，冬雨里踩着高跷出行好玩又实用。我写扬卿在家孝养父母，创办小学，主修水库，他是留日博士，一脑子科学思维，但他仍按乡间民俗过着日常生活。过年时，他焚香祭祖、虔诚辞年、放鞭炮祈新年，一应如仪，毫不马虎。一则是他以顺为孝，一则是他对生活的诗意选择。正像他的老父亲逸公老儿对孙子说的，人过日子不要凡事都问科学。

封面新闻：小说的文学性跟语言风格关系极大。我特别注意到你这部小说的语言，该简则简，该繁则繁，简练，地道，一些湖南方言的合理使用，让小说显得有韵味。作为一个写过几十年小说的作家，你如何看待小说与语言之间的关系？

王跃文：文学界有句老话，“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我对小说语言的选择与其说是敏感和自觉，不如说是顺其自然。您若注意我的小说语言的话，会发现《大清相国》的语言，《漫水》《家山》的语言，都是不相同的。有人熟悉我从前的小说语言，甚至不相信《漫水》《家山》是同一个作家写的。什么样题材的小说需要什么样的语言，我并不是刻意作选择的，而是写作时自然涌到笔端的。我写《家山》时，因为自己太熟悉那方水土，太熟悉那方水土上的人，太熟悉乡亭叔侄的语言习惯，我就做不到用格式化的普通话写作。我的乡亲不会说“圆瞪双眼”，只会说“一双眼睛箩筐大”。我的乡亲也不会说“请你三思”，只会说“你塞高枕头想清楚”。我的乡亲更不会说“你要好好调查研究”，只会说“打发你四两棉花纺一纺（访一访）”。普通话有个基本规律是从简从俗从一，而民间老百姓的话则生动鲜活形象，记录下来就是文学语言。方言土语很多其实是古语，古风存焉。我老家把出事、闯祸喊作“犯夜”，大到违法犯罪，小到小孩子跌倒，都可喊作“犯夜”。这说法源自古代宵禁，夜行犯法，叫犯夜。我在《家山》里按家乡习惯，写道“煤油气味不好听”。有读者问：气味是靠闻，怎么可以听呢？试问：闻不就是听吗？

封面新闻：从我作为读者的角度来看，《家山》这个小说里凝结了您对家乡至亲的浓厚感情，几十年写小说积累的纯熟技艺，称得上是您这几十年艺术能量的一次集中展现。您认可这样的说法吗？

王跃文：可以写么说吧。不过，我从四十多岁开始写作乡村题材小说时，语言习惯就有别于自己其他题材的小说，中篇小说《漫水》就是例证。写《家山》时，我在处理繁简关系上有“得心应手”的感觉，该铺陈处不厌其烦，该简约处惜墨如金。我过去写小说是不太注重定景的，也与都市无景致有关吧（一笑）。我写《家山》时情不自禁会写景，但所写景语皆情语。我写景绝不拖沓繁复，常用简笔水墨之法。

“作家写乡村写得远远不够，尤其缺少好作品”

封面新闻：湖南是滋养乡土题材文学作品的沃土。从沈从文的《边城》到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湖南的山水进入文学作品里，虽然具体时代状况不同，但还是有一个核心的东西传承下来了。在我的理解和印象中，这个传承下来的东西就是灵动的日常，自然的诗意。您在阅读沈从文和周立波这些前辈作家的作品时，在写作上，您得到的启发和营养是怎样的？

王跃文：我先要质疑“乡土文学”这个概念。人类最早的文学写作不是乡土，就是草原或海洋。那么，《诗经》和楚辞是乡土文学？《江格尔》是草原文学？《荷马史诗》是海洋文学？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自人类生活日益复杂之后，特别是城市化水平越来越高之后，“乡土”在空间上得以凸显，在文化面貌上有其特殊性，才有乡土文学的概念。我这么说，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不太赞同类型化的文学定义。沈从文、周立波是我十分尊敬的两位湘籍前辈作家，我通读过沈从文的全部文字，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我都很喜欢。沈从文的人间态度让我受益，周立波的方言处理可宗其法。

封面新闻：看了《家山》这个小说，特别想问问您如何看《白鹿原》这部作品？虽然陈忠实写的是北方，您写的是南方，而且他早于您30多年前写作。但是《白鹿原》里的时代跟《家山》里的时代有大面积重叠，甚至在文本气质上也有相通之处。这两本书都让我读到了乡村社会的丰富，生活细节的美好和残酷并存。现在有人说，中国作家写农村题材的太多，对城市题材关注不够。您如何看待这个说法？

王跃文：我很敬重陈忠实先生，他的《白鹿原》已是公认的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家山》更倾向于乡村自然、真实、日常状态的描写，不刻意构造大冲突、大矛盾、大场面，尤其不对生活作二元对立理解。读《家山》读到的是真实的曾经有过的人间景象，而不是作家苦心孤诣的所谓“艺术场景”。很多历史真相的处理，我像写博士论文样地做功课，可谓“史笔为文”。

城乡题材的文学表达，我倒认为作家写乡村写得远远不够，尤其缺少好作品。

“影视是同小说完全不同的艺术语言，作家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通达”

封面新闻：《家山》这个小说如果影视化，应该效果很好。您希望它被影视化吗？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您如何看待影视化和原著之间的关系？

王跃文：我很欢迎文学作品的影视转化。我不太在乎影视处理后同原著保持怎样的关系，影视转化是从影视编导到演员对作品的理解、处理和表达，而影视是同小说完全不同的艺术语言，转化过程中出现任何情况都是正常。作家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通达。

封面新闻：文学写作是关乎精神、灵魂、情感状态的事业。您觉得自己的性格倾向于乐观还是悲观？

王跃文：我本质上是个悲观的人，内心有太多的不满意。但是，我是把精神世界同世俗生活区分得很清晰的人。我绝不因内心的悲观影响自己日常生活。我要好好活下去，还要让亲人好好地过日子，有时哪怕某个具体的事情让我拍案而起，也不至于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封面新闻：现在的年轻人时常感到压力山大，产生抑郁、低落的情绪。作为一个小说家，您观察到这种现象，您自己内心有话想说吗？文学阅读在当下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是怎样的？

王跃文：我也是做父亲的人，对年轻人的境遇深怀同情。在我们自己这一代的青年时代，物质条件十分艰苦，但没有前途茫然的感觉。我们不知道自己前途到底会如何，但都有奋斗的精神和勇气。我参加工作之后还穿过修补的皮鞋，我甚至有个怪癖，对修补过的皮鞋特别有感情，觉得它特别合脚、漂亮。我回答这个问题时，就回想起曾经有一个青年，脚穿刚补好的三节头皮鞋，上身是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下身也是洗得发白的蓝裤子，意气风发地走在小县城的街上。这个年轻人并不知道自己几十年之后会是一个作家。

封面新闻：您平时读书倾向于多读哪一类？阅读是很个人的事情，请您分享一下阅读方面的心得。

王跃文：我年轻时读书很发奋，一个文科生应该读的书基本上都有涉猎。自己喜欢的作家尽量做到通读其作品。中年之后，每隔几年会有选择地重读经典。作家读文学书籍之外，一定注重读杂书。任何人的经历和眼界都是有限的，而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可能需要涉及自己完全陌生的生活或细节。这些只有多读杂书才能获得。我主张读书不赶时髦，不追风跑。自己不喜欢读的书翻翻即可，千万别以为大家都爱读的书，你偏偏不喜欢，显得自己没水平。

封面新闻：如果一个写作刚起步的青年作家向您讨教写作方面的经验，您觉得值得分享和提醒的事儿是什么？

王跃文：我会告诉年轻作家，慢慢写，不着急，特别不要刻意向某位作家学习。

（图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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