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张杰实习生吴雨珂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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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是学术的载体，学术文献更是中国思想学说的主要依托。古籍文献整理是学术研究的根基性工作，是“为往圣继绝学”的事业。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思想资源。整理儒家文献，意义重大。

10月13日上午，“《儒藏》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大学双创基地报告厅举行。会上对外宣布，由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纂的《儒藏》的最后一批成果，已由四川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至此，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于1997年发起的“儒学文献调查整理和《儒藏》编纂工程”，历时25年收官。25年的呕心沥血，终成“中华儒学第一藏”。几千年儒学文脉在当下时代有了新结晶。

本次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通过网络平台同步直播。担任《儒藏》工作委员会主任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校长李言荣，四川大学副校长姚乐野等人到线下现场致辞。《儒藏》总监制单位国际儒学联合会秘书长贾德永，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主任刘皓，中华孔子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王中江，分别通过网络在线上致辞祝贺。

对2500年间儒学成果作最大结集

《儒藏》总主编、四川大学教授舒大刚在现场介绍了编纂出版工作的情况。作为一套汇聚中国历代儒学成果的大型丛书，《儒藏》对2500年间儒家各宗、各派、各类成果作了最大结集，共收录自先秦至清末儒学文献5000余种，堪称孔孟以来历代儒家学术成就的集大成者。

《儒藏》分“经”“论”“史”三部二十四目，分装656册，包含各类儒学著作和儒学史料。“经部”即以经书为主体的经注、经解和经说系列；“论部”即以儒家理论阐发为主要内容的儒家子学、礼教、政论、杂议系列；“史部”以记载儒学历史为主要内容的人物、流派、制度、书目、学校等系列。

舒大刚与《儒藏》（张杰摄影）

据舒大刚介绍，在编纂体例上，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本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理念，试图将入选《儒藏》的书籍，按一定体例编录，使其更具系统性，遵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别录》《七略》，清《四库全书总目》的传统，于《儒藏》开篇设《总序》一篇，三部各立《分序》，小类各设《小序》，每书前又加《提要》。试图通过这些叙录的介绍，将各自成书的儒学文献联系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和完整的体系下，使《儒藏》成为“用文献构建的儒学大厦”。

舒大刚还提到，希望《儒藏》的编纂出版，能够成为助推儒学复兴的基础性工作，为儒学学科恢复、儒学能才培养、儒家学术繁荣，以及川大风格的学派形成，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借鉴。

回望过去25年，舒大刚感慨万千，尤其对社会各界的帮助和鼓励诚挚地鞠躬感谢。“过去25年，是精诚团结的25年，是寻求支持、学会感恩的25年。也是我们传道授业、教学相长的25年。这肯定不仅仅是我一个人，也不仅仅是川大古籍所的成果，而是整个川大，乃至社会各界同仁的协同努力的结果。”舒大刚说。

在会议上，学界专家、作者团队、出版团队研讨座谈。项楚、谭继和、祁和晖等学界专家参会。四川省社科杰出研究员、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盛赞《儒藏》完璧出版，是一项“史料奠基石”级别的重大宝贵的收获，是几千年儒学文脉在当下时代的新结晶。

川大版《儒藏》在国内同类工程中有何特点？

在目前国内倡议《儒藏》编纂的三所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之中，四川大学以深厚的朴学底蕴及训练有素的文献整理功夫、切实的科学研究态度和方法，赢得了海内外学人的认同。在近现代学术史上，四川大学是《儒藏》最早的倡导者和先行者，在《儒藏》工程中，四川大学的成果出得最早、最多。

早在100多年前，张之洞在四川创办尊经书院之初，就为巴蜀学人指出了研究和注解儒家典籍的方向，形成“通经致用，求实创新”的学术传统，培养了包括廖平、宋育仁、蒙文通等在内的一大批学有根柢的学术大家，在经学、小学、目录学和文献学研究等领域，作出了卓著贡献。这一传统在四川一直被传承着，先后在四川大学聚集了徐中舒、冯汉骥、任乃强、缪钺、杨明照等一批文献学领域名家。

新一代川大学人在注重现代学科分类中文、史、哲研究的同时，更加注重古代典籍和儒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1983年成立的四川大学古籍所，就是这一特色的集中体现。该所是“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直属单位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初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传统文献的研究和整理工作，先后承担大型项目《汉语大字典》《全宋文》《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等国家和教育部课题，出版《宋集珍本丛刊》《诸子集成》系列、《三苏全书》《宋人年谱丛刊》等成果；承担编纂的“儒藏”工程、“巴蜀全书”工程，在海内外享有不俗声誉，为中华文化的传承、特别是传统治学方法的继承与弘扬，苦心孤诣，一脉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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